在地下党同志的组织之下，许多人直接搭乘由土共派来的列车，成批成批地沿着平绥线一路西行，途中没有受到半点阻拦，也没谁敢出面阻拦。
此次“胜利大游行”其实有些类似于历史上的“一二·九运动”，因为日本人妄图促成华北自治，建立所谓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一举动彻底触怒了北平的学生和群众。
正巧共军胜利的消息传来，看到这一新闻之后，各所大中院校仿佛沸腾了一般，原本只是单纯的抗议游行，瞬间就成了一场狂欢活动，杀伤力不大侮辱性极强。
而且因为碍于共党的威名，北平政府的军警肯定不敢对那些游行的学生下狠手，所以这次相较于历史不仅规模更大，伤亡也要小上许多，甚至到最后都没有一人被捕。
不过庆祝完了之后，日本人依旧在华北继续活跃，而且还借着那几千败兵变相扩大了华北驻屯军的规模，或许真是色厉内荏，他们不仅没有稍作收敛，反而开始变本加厉起来。
而发生在东京的政变又进一步加速了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步伐，这些都使得华北等地的学生和普通民众，产生了更加强烈的抵触情绪。
光靠游行和示威是吓不走的日寇的，如今只有投奔土共，参加红军，才能将狼子野心的侵略者彻底赶走。
那些参与游行的学生和民众，大多都有着高度的民族认同感，经过一次游行之后，投奔土共的想法就愈发强烈，从全年12月底开始便不断有人西去。
后来规模越来越大，以至于土共干脆派出了列车前来接应，在华北日军遭受重创，一时半会还没缓过神来的时候，共党想在华北搞什么行动，没人敢出头拦着。
就这样，一辆辆列车堂而皇之地驶入北平车站，城内学生手持着事先免费分发的证明登车，周围还有38师的士兵警戒护卫，一切井然有序，竟挑不出半点毛病。
这些投奔土共的学生，既有贫困儿女，也有世家子弟，出身大不相同，目的也各不一样，但都对传说中的苏区心怀畅想，满是豪情。
等到这些人进入根据地之后，所见所闻肯定还要超出他们的想象，尤其是其中的矛盾感，很快就让人既兴奋又困惑。
这时的根据地是清贫落后的，上至主席下至农民，过的都是差不多的朴素生活，粗茶淡饭，布衣草鞋，看起来要多土有多土，实在不符合年轻人赶时髦的追求。
但这时的根据地又是富饶先进的，农民种田用的都是顶好的洋铁农具，而这些农具又全部都是从土共自己的铁厂中生产而出，再往上追溯，从采矿到加工，此时的土共已经建立了一整套规模不小的初级工业，让人看得目眩迷离。
与如此发达的生产力比较起来，原本那看不过眼的朴素作风，就显得尤为可贵了。
新来的学生当中，不少人的家里就有工厂，很多都是日进斗金的好生意，可又有哪个资本家肯拿出自己的利润，为穷得买不起铁器的农民提供便利，又有谁愿意因此放弃养尊处优的生活。
这就更不用说那些大地主了，他们恨不得把所有佃户都禁锢在乡下，以维持其世世代代的统治，永远做那井中蛙上蛙。
所以现在的土共，相当于在用自身的现实案例告诉世人，什么叫做公平，这特么的就叫公平！
搞组织比你强，搞农业比你强，搞工业还是比你强，全方位的碾压国内其他势力，甚至在某些方面较之列强也毫不逊色，这就是土共的底气。
为了安置那些赶来根据地的学生和群众，土共先是在各地组织了一轮参观活动，然后又根据实际情况，把他们或是编入学校或是安排工作，一切都按照早已布置好的预案妥善处理。
来到大中院校继续就读的学生会发现，原来土共这边也有许多学识基础并不比他们差多少的同学。
而且这里的学校学在教材、教具乃至师资方面，丝毫不比他们原本就读的地方弱出多少，这既是意外之喜，又似乎带来了些许压力。
那些参加工作的人员，也很快收起了潜藏着的轻视之心，论起见识和经验，他们并未强过此地的同事，若不赶紧拿出点真本事，再好好地虚心学习，怕不是就丢人丢大了。
程刚也跟着其中一批西行队伍上了火车，然后回到根据地内，他早就盯上了几个数理化颇有天赋的好苗子，又笼络了几位水平极佳的大学教授，就等着带他们加强根据地内的高等教育，好为将来的大计划打下基础。
至于程刚在北平闹出来的动静，自从把事情干完之后就被他丢在一边了，后面的收尾工作自有留在北平的同志去处理。
此外，狠狠杀一波日本人的威风，可不光是为了过瘾，更不能因为这小小战果就骄傲自满，现在土共需要的是好生沉淀起来，并且做好对日战争的准备。
“帝都不详事件”的如期爆发，也就意味着日本必将走上法西斯道路，即便中国人什么都不做，对方不出一年时间也是要闯入中原的。
既然如此，那还不如早点打起来，至少现在日本人的准备还不够充分，从纸面上看，红军和敌人的差距并没有太过明显。
这点从去年的晋察战役也能分析出来，从战术上说，红军指战员们已经意识到了日军的深厚基础，各兵种的训练水平也确实要强出他们不少。
但从战略上看，土共高层更察觉出了日本在国策国力上的死穴，以及他们各种意义上的不知所谓，这些都给中国创造了胜利的机会。
只要扛住了对方的三板斧，等局面发展到战略相持阶段，哪怕是强行拖着，土共都有能力硬生生把日本人拖死。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时的中华共和国，即便只占了半壁江山，综合表现也要远远胜过历史上常凯申手里的民国。
更何况这半壁江山又不是一直只有半壁，占据了晋陕之地，又消除西北隐患的土共，压根就不怕日本人对华北下手。
依靠燕山山脉和太行山脉的护持，就算让日军暂时拿下华北乃至鲁豫，红军也能保证让敌人始终处于失血状态，最后吃下去的终究得全部吐出来。
甚至在对阵日军的同时，土共还可以空出手来整顿后方，比如一直处于混乱状态的川蜀之地，届时若不派出几十万川军支援抗战，岂不是辱没了川人之名么？
而且土共肯定不会像常凯申那样扣扣索索的，只要川军肯出川抗战，那么一应装备补给统统按照红军的标准发放，当然，其他的也得照红军标准走。
至于这么走完一通之后，那些川军将士还会不会听老领导的话，这就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了。
比如先前杨虎承的17路军，或者张汉卿的东北军，直接变成红军的样子，也不是不可能。
不过想要达成这一效果，肯定还需要更多的积累，物资、人员乃至思想都得多作准备，时间已经不早，战争一触即发。
起风了！
第五百五十六章 冲突爆发
对于要不要主动卷起这场狂风暴雨，土共高层其实争论了很久，甚至后头苏联人也紧跟着掺和了进来。
在后者看来，如今的土共已经是他们在远东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至关重要的盟友。
哪怕现在的苏联国内依旧笼罩在大清洗的阴影之中，莫斯科还是对土共表达了极高的期望——有时尺度甚至稍稍过了点头。
没办法，谁让这时的苏联举目望去，周围尽皆敌国，原本西欧这边还有个德国可以维持合作，但随着希特勒上台，苏德很快就结束了将近十年的蜜月期。
至于远东，苏日两国可谓是麻杆打狼两头怕，日本人畏惧苏联远东集团军的威势，不断加强关东军的编制，而苏联也害怕日军突然对他们孤悬在外的远东下手。
今年2月，日本关东军派出了1500人乘汽车50辆、装甲车12辆、坦克4辆，入侵蒙古境内的阿达格多兰地区，随即被苏蒙军队击溃。
这次行动被远东军区看做是日军的报复和警告，为此，苏联人都来不及考虑土共的意见，直接与外蒙签订互助协定，同时不断加强边防。
所以要说这时候谁最期望东亚地区能够崛起一个反日势力，那必然非苏联莫属，当然，前提是以他们为主导。
原本历史上的时候莫斯科都打算和果府缓和关系了，如今见到土共愈发得势，那还不赶紧眼巴巴地凑上来。
不过相反的是，土共对于莫斯科的态度却一直非常暧昧，单看其高层干部的组成结构就知道，这是一个根植于本土的民族主义势力。
——上面那句可不是土共自己对外宣传的，而是莫斯科的苏共高层对土共的一致看法。
毕竟，谁让那些在苏联接受过培训并被寄予厚望的干部，在回到中国之后，要么就很快被边缘化，要么就早早和共产国际拉清了界限，这种刻意独立的态度自然很难被苏联人欢喜。
但土共偏偏还就是在苏联几乎没有插手的情况下，砰地一下崛起了，铁人大叔也是一位相当实际的政治家，很快就认识到了土共的重要性，所以很快抛下成见，设法加深双方的关系。
比如各种军事、工业乃至农业方面的援助，从去年起两边就开始了深入洽谈，而对于一些比较敏感的政治话题反倒很少提及，大有政冷经热的态势。
靠拢苏联，对于土共而言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在逐渐成长起来之后，现在确实不用担心在高层决策中过多受到莫斯科的影响。
可是土共从一诞生起就和苏联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许多党员都是奔着向老大哥学习的初衷加入进来的。
所以大家又怎么可能完全站在客观的角度来看待两党的立场，甚至不少人都认为，土共和苏共就应该彻底联合起来，将赤色主义推向全球。
另外对于程刚所提供的物资，一些不明真相的中基层以及高层干部，依旧没有完全相信组织上提供的理由，而是直接认定这就是苏联同志的援助。
一切都使得情况变得尤为复杂，也让土共不得不和苏联维持着一种略有些若即若离的关系。
好在铁人同志那边对此算是洞若观火，没有太过逼迫，就把土共当个更能打的果党来对待，连常凯申那家伙他们都能捏着鼻子合作，还有谁不能合作的。
具体表现出来，就是莫斯科对于土共的大部分决策都比较尊重，或者说漠视，当然土共并不指望苏军能够帮忙对付日本人，只要后者别等到最后出手抢人头就行。
至于具体什么时候和日本开战，莫斯科与土共之间确实存在许多争议。
苏联人的想法是让土共先统一全国，等到国内整合完毕后再与日本来一场最终决战。
而土共的意见则是趁着敌人还没完全进入战争状态，早日开启战争持续消耗其潜力，至于国内反倒是顺水推舟的事情。
真要说起来，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其实也从侧面反映出了苏联对土共的不信任。
他们总担心对方是想尽快扩大战争规模，然后迫使苏军下场帮场忙，反正到时候老大哥肯定没法作壁上观，天塌了也有高个子顶着。
——现在虽然还没有朝鲜和越南的前车之鉴，但苏联人又不是傻子，肯定会想着这一手。
只能说莫斯科一直对土共的能力没有足够清晰的认识，对此土共也不打算多做解释，反正就别来干预我，自己直接照着路去走就行了。
不过这种情况下，党内肯定会出现不少提出异议的同志，那么该说服说服，实在讲不通的也按少数服从多数来处理，若是再有造次，中央的权威也不是开玩笑。
此外，这时的红军战斗力确实已经足够令日军忌惮了，而这又可能导致另一个土共并不期望的结果。
若是让日本不敢轻易动手，反而专心经营满洲，那才是最可怕的。
现在东北抗日联军虽然有了程刚的支援，但在关东军不遗余力的投入下，生存空间依旧大受影响。
而日本又一直在向满洲移民，倘若让其继续埋头苦干，只要搬过去300万人口，那东北再想收复无疑是难上加难了。
还好日本军国主义已经走上极端，更还好那些贵族和财阀们也舍不得与民众分享战略成果。
所以日本根本无法像美国的西部大开发一般，使用《宅地法》引导国内更多的贫民前去满洲开拓。
包括这大日本皇军都早已被连续赌国运的成功案例给冲昏了头脑，压根就不愿意沉下心来经营地方，心中所想只有侵略、侵略、再侵略。
而这时，土共就恰恰给了他们一个下场的机会，若是换做几十年前那些颇有手腕的政治家在位，或许还会用点别的手段来报复共党，甚至直接强忍住这口气留待将来也有可能。
但现在肯定不行了，有一有二必有三，听闻华北驻屯军连续两次遭遇共军袭击的消息之后，关东军乃至本土的日军都纷纷叫嚣着，要给那些支那赤色分子一个狠狠的教训。
即便是更为持重的高层军官，也开始说出“夏日关系已经如此恶化，用一般的手段就能调整好是不可想象的”之类言论，无疑他们都认定唯有“对支一击”方能解决问题。
而除了思想上的侵略准备外，日本人也开始疯狂了扩军备战，今年内阁就已经开始准备制定37年的军队预算，不出预料的话将会是330亿日元，相当于36年军队预算的三倍多。
同时日本也开始向“准战时体制”过渡，疯狂地从美国人手里购买废钢、石油和工业物资。
要知道，在这个年头的国际贸易，基本都得拿出真金白银这些硬通货来进行交易。
于是日本的黄金储备也开始飞速流逝，由此又导致国内出现了大面积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现象，虽然还没到再不发动战争就要破产的地步，但估计到明年就差不多了。
如此一来，红军对华北驻屯军的行动更像是一个引子，直接点燃了这个尚未装填完毕的炸药桶，距离爆炸就只差一次独走。
而以日军的尿性，这种独走几乎随时都可能发生。
果不其然，36年4月，关东军从关外调拨了一支部队前往北平以恢复华北驻军，随即没过多久便与当地守军爆发冲突。
严格来说，这次冲突的规模并不算大，在过去几年里不止发生了多少回，几乎每次都是以中国军队的主动退让告终。
可是在红军屡次打击华北日军之后，29军方面也承担了不小的压力，尤其是来自国内的抗日风潮更是不断影响这些将士的想法。
然后事情的发展便开始出乎日方的预料，原本一直低声下气的29军居然开始变得强硬起来，这态度立即就把刚来不久的小鬼子给惹毛了。
于是冲突迅速升级，偏偏这宋哲原的手下脾气是硬起来了，战斗力却一如既往的疲软，确实有不少将士一直在奋勇作战，可在气势滔滔的日军面前还是无济于事。
以北平为中心，冲突很快就变成了一边倒的局势，进而愈演愈烈起来。
第五百五十七章 最后的稳健派
“我们已经忍让了两次，难道还要继续忍让下去么？”
“支那共军已经强大到了足以对帝国造成威胁的地步，若不立即采取行动，遏制对方的气焰，难道还继续坐视共党统一中国么？”
“果军早已是羸弱不堪，必须由我们来帮助果党对抗共党，才能确保满洲的安定，帝国才能迎来和平的发展。”
4月份的东京，成立不久的广田内阁里头，已经几乎全都是军部要员，或者由军部扶持的傀儡文官。
在收到驻华部队与29军爆发激烈冲突的消息后，各种出兵开战的言论甚嚣尘上，在少数尚且保持一定冷静的人士看来，此时的内阁似乎陷入了魔怔，这风气很不对劲！
因为参与平息“帝都事件”表现出色，而被提拔为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的石原莞尔，便是那极少数还算清醒的人之一。
石原在九一八事变以及接下来满洲国的筹备与建设中，都发挥了相当重要作用，这些都使他在陆军中声望日益提高。
但目前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标签，却是坚持暂缓对夏开战，也就是所谓的“不扩大派”。
甚至可以说，这个“不扩大”的战略设想便是由石原本人发扬光大的，并且随着他进入参谋本部后，日本陆军当中很快出现了“扩大派”和“不扩大派”两个阵营，当然具体的话还要更加复杂。
在石原莞尔看来，这时的日本尚不具备进一步侵略的时机和条件，尤其随着共党的崛起，哪怕他再不愿意，也必须得承认至少近三年内，帝国并没有直接吞下中国的能力。
若是按照石原最悲观的设想，未来能够保住满洲就已经很不错了，过早和共军开战，只可能将帝国拖入不可挽回的泥潭之中，最后平白给赤露提供机会。
没错，站在石原这些日军将领的角度来看，支那共党和赤露本就穿着一条裤子，前者不过是后者扶持起来的傀儡罢了，否则共军又哪来的勇气，敢于三番五次地挑衅帝国的威严。
正因如此，“不扩大派”才会对华北始终保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帝国历来最危险的敌人始终是赤露，为什么要冒着引发其他中国势力反抗的风险，去招惹原本可以中立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