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若是以后辛辛苦苦把铁路建成了，接着等赤匪打过来，直接搞一个全部没收，之前的投资可就全都打水漂咯。
至于不修路赤匪只会更加猖獗这件事，就与那些洋人和买办无关了。
还是直到今年，趁着列强联合反赤的东风，国党方才敲定了一份借款修路协议，计划先建一条从洪城到新宇的铁路，算是迈开了第一步吧。
此外，国党修建铁路，往往需要先向外借款或在民间筹资，然后再从国外购置大量设备、原料，有时甚至工程师都得从英美等国聘请，成本自然高居不下。
反观土共这边，几乎所有物资全都可以做到自给自足，铁轨来自于宜椿和乌石山的钢铁厂，枕木由当地的乡镇林场提供，道钉、铝剂、扣件也基本可以自产。
即便这种供应的水分还是很大（许多中高端设备仍然高度依赖程刚的援助）。
质量也略有不足（比如这次的平乡新宇线，因为项目赶工，整体水平还不如清末的槠平铁路），但成本拉低之后，就足以甩开敌人一大截了。
话说回来，除去眼下这条新线本身的意义之外，平乡或者说安源，对于土共也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毕竟土共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罢工斗争——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便是发生在此处，当年罢工的参与者，只要尚未牺牲或叛变，许多都已经成了土共的中高层干部。
所谓的安源路矿，其实就是平乡的安源煤矿和由槠洲到平乡的槠萍铁路的合称，过去的三十多年里，这里一直是南方极为重要的工矿企业，同时也是土共开展红色运动的首选地区之一。
早在清朝末年，为了利用平乡当地丰富的煤矿资源，湖广总督张之洞便开始筹划在安源修筑一条专运煤的铁路，以降低运输成本，保证为汉阳铁厂提供所需的煤焦。
这条运煤专线最终于1905年建成，之后便极大地促进了平乡一带的工业发展，顺道还使得大量湘人迁移到此打工，在这座赣西小镇形成了独特的湖湘文化基础。
但是这些外来的工人们，却未能享受到地区发展所带来的福利，无论是清末还是民初，他们都始终深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劳动条件极差，生活十分困苦。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土共成立的那年，时任湘省支部书记的李润石便先后两次前往安源调查，建国后那副经典名画《李主席去安源》便是这一时期的写照。
正因为这里极为深厚的革命基础，自井冈山的燎原之火燃至此地之后，工人群众们就爆发了前所未有的革命热情。
最早的那几年，还只是工人成群结队地离开安源，南下井冈山参加革命，如今土共各地的工厂和部队李，还能看到这些同志的身影。
后来到了32年，红军取得湘鄂赣大战的胜利之后，虽然战略性地放弃了潭州等江边重镇，但作为补偿，还是毫不客气的拿住了平乡，此后便再也没有离开。
倒是东边的宜椿和新宇两地，红军本来都没有想法，结果当地守军听闻平乡失守的消息之后，竟然私下携款潜逃，最后直接让附近的赤卫队联合起来占领了这两座县城，算是个意外之喜吧。
顺道一提，最近一年多里，关于将湘赣边区委员会和红三方面军司令部搬迁至安源的建议，就一直没有听过，由此可见此地在土共内部的分量。
当然，考虑到后方安全和整体战略等因素，赣西的鹏石穿、黄工略以及赣东的彭拜、刘懿还是坚持了暂不搬迁的决定。
不过即便如此，平新铁路依旧成了整个环形计划中最先修通的一段，而且继乌石山之后下一个钢铁联合体，也已经初步确定在了宜椿。
只是今年新一轮局势的到来，肯定或多或少地影响了这里，可以预见最近一段时间内，土共估计是没法集中精力建设新的工厂了。
与此同时，关于转工转产的指令已经逐渐传达到了基层，无论是乌石山基地还是安源路矿，这两处新老工业中心，都已经做好了向战争转型的准备。
第四百八十九章 卡在喉咙里的鱼刺
“中央的指示已经下来了，上头判断敌人可能会在五月底到六月初之间发动第一波攻势，具体规模暂不确定，但既然这回洋人也掺和进来，那肯定不会小到哪去。
北边会是什么情况暂且不提，就只看我们这里，敌人大概率会从潭州和洪城两个方向进发，其次还有瞿州至赣东北一线，都可能是此次反围剿的重点区域，对了，志敏同志，红十军的情况现在如何了？要不要后方再支援你一些兵力？”
34年5月13日，考虑到局势的转变，全国各地的红色根据地都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战前准备。
具体到长江以南地区，湘、赣、闵、粤等省份的地方军政领导人，纷纷提前赶往瑞金，最后于今天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
与会的干部主要有华南局第一书记兼红三方面军总政委彭拜（统管南方四省），华南局第二书记兼红三方面军总司令鹏石穿，红三军团司令员黄工略，政委兼副司令员刘懿，副政委。
再加上军事干部如红五军军长兼政委滕代原，红三军团参谋长张梓清等，以及其他行政干部如赣东北的方志敏、赣南的卓先圣等，所以哪怕光看这次与会人员的构成，也足以得知今天会议的级别有多高了。
这些同志当中，既有早早牺牲的，也有一直坚持到建国的，无论资历还是能力，在时下的党内都能算是上上之选。
所以中央才会放心地将老苏区交到这支队伍手中，不仅如此，为了更好地适应下阶段的革命任务，前不久还特地专门成立了华南局，统一领导长江以南的革命根据地。
华南局总部机关设在瑞金，下辖赣南（包括粤北）、湘赣边、赣东北、闽西四个直属分区，以及其他零星的游击根据地，单就面积而言，足以算得上此时土共最大的地方机构。
不过因为赣江相隔以及北线的战争压力等缘故，红三方面军的总部一直分割成了两块，其中鹏石穿坐镇赣西的永鑫、平乡、一带指挥前线作战，赣东则主要由彭拜、刘懿等同志负责。
当然了，到了具体反围剿作战的时候，整个方面军依靠着便利的通信手段和一定的运输工具，还是可以较为灵活地实现各地间的调动，以确保战局不会出现大的漏洞。
真要仔细算来，北线因为有了红三军团主力驻扎，即便同时面对潭州、洪城两个方向的来敌，也可以从容面对，而赣南瑞金一带则处于后方，除了需要提防闽、粤军阀翻脸之外，反倒是最为安全的区域。
唯一需要顾虑的地方，就是从鹰滩至玉杉一线的赣浙边区了，这片东西纵横并由信江贯穿的根据地，恰好就卡住了浙赣交通的节点，仿佛一根鱼刺梗在敌人的喉咙里。
从地图上看，瑞金以北的广倡、南成等县基本都掌握在红军手中，随后通过资希县的山区与赣东北相连，至于西北方向的抚洲等地，则是国军进剿苏区的桥头堡（点击#号查看地图）。
由于地理上的隔离，崎岖的山路难以承担过多的后勤运输任务，赣东北与赣南之间的联系确实不如湘赣边区紧密。
毕竟后者在守住新宇、集安一线后，便能在一定程度上借由赣江与赣南互通，而且两边向外售出的货物，大多也是顺江而下进入果统区，然后经过一通神通广大的操作彻底洗白洗。
此外，赣东北不仅要面临西边洪城方向的敌人，东边的浙省同样也是个不小的麻烦，两面夹击之下，斗争形势堪称最为严峻。
尤其是今年年初钱塘至玉杉的铁路修通之后，此地的红十军所承担的压力，更是直接陡增了两三倍，所以会议刚开始，作为华南局一把手的彭拜，才会首先向方志敏询问起了情况。
显然方志敏也是提前做足了准备，面对上级的提问，直接大大方方地笑道：
“目前来看，红十军的准备还是比较充足的，现在主要由建平同志（任军长）和米丰同志（任参谋长兼副军长）分别把手东西两个方向，如果大战打响之后，三军团能够在西侧帮忙支援一下，就更没问题了。”
方志敏的话语中透露着深深的自信，不过他也确实具备这个资格，从29年建立信江根据地开始，他们已经在此地扎根了五年之久，就算如今再困难，那也远没到当初筚路蓝缕的程度。
“这个确实可以，两位同志都是打惯了硬仗的，反正不会让敌人占到便宜就是，至于帮忙什么的，这话说得太见外咯。”听到提起了红三军团，刘懿便跟着笑了几句。
和其他几个方面军类似，如今红三方面军主要是由红三军团发展而来，其底子又可以追溯到由鹏石穿在平江起义后带上井冈山的队伍。
再等到32年红一方面军北上，一些留在老苏区的队伍便与原红三军团混编并正式成立方面军。
之前杂糅了不少地方部队的红三军团，也趁此经历了一番大改造，然后彻底变成了一支精干之师，剩下的部队则依次编成了若干支军。
严格来说，现在红军的军团级单位其实和军级是处于同一个级别，都隶属于方面军指挥。
当然差别肯定是有的，起码在部队编制、人员训练、装备组成等地方，军团还是要远远领先一般的军，而且通常被作为野战部队使用，在一个较大范围内执行全局战略性任务。
不过，因为赣东北的特殊性，这里的红十军既承担了一部分卫戍任务，也兼具野战职能，所以地位又要略高于一般的守备军。
在近几次反围剿作战中，红三军团和红十军互相打了不少配合，甚至再往前看，29年到32年期间的数次大仗，刘懿和方志敏也曾有过几轮合作，所以对于这些自然是轻车熟路了。
正因如此，方、刘二人的关系向来不错，听到刘懿的承诺，方志敏直接半开玩笑地说道：“好啊，那我也不跟你客气，你那支山地教导团能不能派过来跟我们交流交流？
早就听说这支部队的大名了，先进经验也让兄弟部队学习一下吧？”
“哈哈，你这顺杆子往上爬的本事，到底是从哪学来了，不行不行，教导团可是我们的宝贝，概不外借！”刘懿还没开口，他的搭档黄工略便连忙笑着拒绝了。
这也不是他俩抠门，这里提到的山地教导团可是堪称红三军团的种子部队，专门用来培训精通山地作战的优秀战士，这两年里向外输送了不少人才。
对于这支能下金蛋的母鸡，刘懿他们又怎么可能肯将其调到别人麾下。
不过本来方志敏也早就预料到了这个结果，笑骂对方抠门之后，便就此岔开话题，继续介绍起了赣东北目前的情况，大概总结的话，应该是“形势严峻，局面可控”吧。
两年前，在中央红军掀起湘鄂赣会战之际，红十军奉命深入浙西地区吸引敌人注意，后来成功攻克了瞿州城，一度吓得浙东多地人心惶惶。
虽然在敌人的回援下，红十军还是不得不撤了回来，但趁着这个机会，又向东拓展了好大一片根据地。
全盛时期，从鹰滩往瞿州，整个浙赣边界的交通重镇都掌握在了红军手中，实力得到了大幅扩充。
不过此地的先天劣势也是极为明显，腹背受敌加上远离后方，只适合安排一支偏军，而承担不起更重要的战略任务。
所以最近一两年里，红十军不得不放弃了东侧交通较为便利的地区，转而向南北两面的山地发展，包括瞿州一带的兵力也早早撤出了。
这里又不得不承认江浙集团的财力着实雄厚，而且他们对于卧榻之敌的忌惮也要远胜于周遭。
在多方势力的关注之下，从钱塘到玉杉的轻便铁路，算得上国党极为难得的交通政绩了，同时还实实在在地给赣东北根据地构成了威胁。
虽然红十军不是没有派出队伍干扰铁路的修建，但国军安排在此的部队也不是吃素的，相较于三方面军旗下的兄弟部队，红十军的底子到底还是弱了些。
不过进取虽难，守成还是没什么问题的，经过这几年的辛勤建设，赣东北根据地已经在附近的山区发展了好几处后勤基地，依托山地进行游击战和运动战，可是红军的拿手好戏。
这同时也是土共目前的固有套路之一，在以往的战争中堪称无往而不利。
与国军的步步为营，以城镇作为主要出发节点的战斗风格不同，红军既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也不心疼县城里的瓶瓶罐罐。
而敌人若是真敢跑到山里来攻击红军的后方，那可就真能见识到花儿为什么那样红了。
如此一来，反而是信江诸县的商户们最先遭了殃，用自己的惨痛经历，证实了什么叫做兵过如篦。
如铅山、戈阳、横峰等地，早在明清时期，就因为坐拥浙赣贸易而繁荣一时，现在虽然因为时代变迁而衰退不少，但仍然算得上赣省有名的商业重镇。
可是从江浙跑过来的大头兵可不会在乎这些，他们只想着怎么才能捞到好处，反正赣人遭的殃，和他们浙人又有什么关系。
结果来回折腾了好几次后，原本对土共噤若寒蝉的小商小户最先坐不住了，竟然主动干起了跟红军通风报信的活计，为的就是早点把来犯的遭殃军赶出去，好尽量减少点损失，不得不说也着实是件奇葩事。
第四百九十章 私营与“左”&右
“‘小资产阶级，例如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小商人。这个阶级根据经济状况分为右派（有余粮），中间派（温饱），左派（负债）。他们不反对革命，持观望态度，谁赢他们帮谁。’
润石九年前写的文章，直到现在仍对我们具有极高的参考意义，志敏同志所举的例子，正是这段文字的真实写照啊。”
在刚刚结束的发言中，方志敏以一种形象化的描述，跟大家讲了不少他在铅山等地的所见所闻。
那些或大或小的商贩们，最初是如何在红军出现时跟组织处处作对，而在吃足亏后，他们又是怎样设法和组织靠拢，听完这些故事，大家的脑海中纷纷都浮现出了这些商人的生动形象。
所以彭拜才会发出此番感慨，出身于大地主家庭的他，对于旧社会中上阶层的认知自然要深刻不少，不过论起对洞悉社会的能力，他还是自认要逊色于李润石一筹。
从创立的那天起，土共就以消灭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己任，无数土共党人也是以此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
然而，经济极端落后的基本国情和民主革命的现实任务，还是让不少同志对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做出了足够客观、准确的解析，李润石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李主席的文章可是我们开展党员教育时的首要法宝啊，而且他在实践方面的经验，也是我们需要认真学习和吸取的。
比如对于私营工商业的一些政策，当年在井冈山的时候，他就已经讲得很清楚咯。”当彭拜提起李润石的时候，刘懿在旁边笑着补充了一句。
对此方志敏也表示了高度的赞同：“没错，主席这几年不仅事业干得出色，文章的产量也很高嘛，而且篇篇都是经典，每次拜读之后，总能获得一些新的感悟。”
虽然不小心岔开了话题，但在座的同志都没有表示任何异议，李润石能够在32年就被推举上位，可不仅是由于之前建立根据地以及指挥作战的功绩，同时还有他在理论方面的卓越表现。
因为时代背景的不同，肯定不能直接拿后世的资料原样照抄过来，但有了程刚提供的信息支援之后，李润石的文字在说服性（引用马列经典著作）和针对性（防范王冥之流）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双管齐下，再加上伍翔宇等同志的支持，李润石的影响力才能在短短一两年内（从30年至32年）迅速扩张开来，最后获得党内同志的一致认可。
因此，既然参会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不是搞什么故意拍马屁的活动，那么也没必要心存什么顾虑。
似乎想起了什么，彭拜接着方志敏的话问道：“对了，既然提起了这事，现在赣东北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有遇到什么问题吗？”
方志敏思考了一会，然后摇了摇头，“暂时来看还是比较稳定的，之前我们执行了一些比较左倾的办法，但这几年都尽量更正过来了，所以我们才能获得更多的支持，这也是我对于接下来的战争保持信心的一大原因。”
“现在来看，目前的路子总体还是没错的，之前的激进手段太过暴力，容易把原本维持中立的中间派，挤到敌人那边去，这在革命初期是极不可取的战略，我们因此吃了吃不少的教训。”刘懿深有体会地说道。
作为亲历者，大家其实都对此有过了解，早在之前的果共合作时期，土共就对私营工商业有了初步的认识，甚至还出现了保护商人、联合商人集团，建立反帝统一阵线的策略思想。
但到了大革命失败之后，血腥残酷的白色恐怖，使得土共上下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做出了较为错误的判断。
许多同志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背叛革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因而产生了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了打击和消灭的方针。
应该说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毕竟27年反革命政变时那些大资本大地主的表现，给人的印象实在是太过深刻了，光是出于最朴素的报复心理，就很难让同志们对这些家伙抱有好感。
只是必须也得承认，任何倾向一旦过了尺度，都可能带来大量的问题，比如接下来几年的革命历程里，就暴露出了一些土共对私入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误区。
早期的工农革命军，甚至出现了焚烧城市商铺、地主屋宅，以及强行征派给养、税款等现象，在经过的地区引起了不少的恐慌情绪，这些都是当年不够成熟的表现。
而刘懿所指的教训，既是指的这段经历，同时也有想起了当年在井冈山和瑞金，李润石带领他们坚持正确路线，和个别左倾政策作斗争的故事。
这时在旁沉默了挺久的鹏石穿忽然跟上了一句：
“我听其他同志提起过一些事情，据说在我上井冈山之前，当时的湘省省委还专门派了特派员过来，指责润石同志烧杀得不够多，革命得不够彻底？”
“是有这么回事。”张梓清点点头，他是跟着李润石参加秋收起义的军官，并在那场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担任三位营长中的一位，所以也是许多事件的亲历者，“当时省里是派了邹卢同志过来，说是中央指示要‘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还是在主席和程部长的据理坚持之下方才作罢。
不过邹卢同志在井冈山待了一段时间后，逐渐改变了想法，只可惜他在29年底外出公办时遭遇地主武装偷袭，不慎牺牲了。”
这件事算是程刚给土共带来的最早的干预之一，历史上的省里来人确有其事，甚至还因为错误传达指示，直接剥夺了李润石中央委员的职务，给当时的红四军带来了不小的麻烦，而这些都被程刚尽力避免了。
倒是邹卢的牺牲是程刚没有料到的，这位本应在28年就离开井冈山，然后从此失踪的同志，被程刚强留在山上后的表现其实不差，只能说运气不佳吧，这也是大量早期革命者必须面对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