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白区已经渐渐捞不到油水，为了保住手上的生意，很快就有人选择铤而走险，原本密不透风的封锁线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漏洞，甚至这股风气还愈演愈烈起来。
话说这也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哪怕刚开始并不知情，在持续了数年之后，常凯申就算是再蠢也能察觉出一些不对劲来。
但问题是经过这几年的“优胜劣汰”之后，带头经营此门生意的大户，早就要么找好了门路，要么自己就是门路，这种情况下，又有谁能处理得来。
即便是常凯申亲自下场整顿，也不过是杀掉一两只弱鸡，勉强保住点面子，至于事后，大家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顶多向常委员长保证，自家绝对不会向赤匪销售敏感物资。
但问题是现在的土共压根就不需要外来的工业品，低端可以自产，高端依靠援助，就算是中端也能搞点来料加工土产替代。
结果除了经营“转口贸易”之外，更多的商人开始倾向于代销匪区的廉价商品，反正什么西洋商标人家都给提前整上了，只要经办人自己不说漏嘴，没人会知道这是匪区产的。
还别提，这些初加工的小玩意虽说质量是差了点，但因为价格足够便宜，真就占据了一片不小的市场。
甚至有时苏区的工厂缺了某种原料，人家为了提货还会主动送来一批，毕竟没谁会跟钱过不去不是。
从理论上来说，在高层的默许之下，只要不涉及军事物资的交易，这些买卖都是“合法”的。
所以常凯申对此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进出口的收入下跌之后，他背后的江浙财团总要想办法把损失找补回来，吃人嘴软，常公又如何下得去手呢。
若是国军能够“收复失地”，那些大商人们也不至于“忍辱负重”地“冒着生命危险”与赤匪交易，这一切说到底，还是他常委员长自己剿匪不力。
至于常凯申在背地里骂了多少声娘希匹，又在日记里写了多少笔小黑账，这就无从得知了。
幸运的是，一直默默遭受损失的洋人终于看不下去了，这次的列强联合就是所有利益矛盾的大爆发。
也是从这时开始，穷了好长一阵的金陵政府，终于又能嘚瑟了起来，有了各国许诺的低息贷款之后，常凯申的银弹攻势再次重出江湖。
一边是列强的大棒，一边是国党的银元，几乎没有哪家军阀能够坚持得住，即便是让他们和日本人一同行动，只要利益给足，底线什么的，自然是不存在的。
（假若真有扛得住压力的，正如上面所言，军阀的手下也不一定会和老大站到一起，这便是那些半封建势力的落后性）。
有了这番体验之后，常凯申似乎也摸到了个中诀窍，于是更加坚定了他打反赤牌的决心。
甚至还可以这么说，只要常公始终坚持住反赤立场，同时保证自己能一直站在反赤的前线，土共越强，他获得的列强支援只会越来越多，直到国党被彻底打崩为止。
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民族自豪、国家利益都可以暂时丢到一边了，原本最近因为西南边界划分的问题，国党和英国人还闹得很不愉快，双方关系一度近乎跌倒了谷底。
但在一致对赤的大旗下，两边很快就达成了共识，各退一步，先解决了最棘手的问题再说（当然，考虑到英国人是出了钱的，肯定国党要退得多那么一点点）。
可在常凯申看来这也不亏，边境不过是面子问题，赤匪可是生死矛盾，为了争取胜利而做出微小的牺牲，这本就是一个英明领袖应有的决断！
既从洋人那边搞到了钱，又强化了自家的军队，还可以尽早铲除赤匪，这波啊，常委员长简直是赢麻了！
或许最吃亏的就只剩下德国了吧，在失去原料产地，同时又得到英日支持后，对于和德国的合作，国党便开始兴致缺缺起来。
此时的德国人大概还能够跟在后头喝点汤水，但除非他们愿意白送军械，否则指望如历史上那般，让常凯申投入重金组建德械师，这基本是不可能了。
第四百八十七章 赣南的彭拜
从四月中旬开始，一股山雨欲来的氛围就在土共各根据地内弥散开了，紧张与兴奋的情绪也开始逐渐传播。
尤其是在南方，或许因为对外贸易更为发达的缘故，这里各级干部纷纷发现，自家的货物突然变得不那么好卖了。
有的是之前的老顾客不再出现，许多工厂好几天都没接到新的订单，有的是部分买家付了定金后便销声匿迹，连钱都不要就直接跑了，生产出来的货物也不得不积压在仓库里面。
好在的是，对于这个情况土共内部并非完全没有准备，或者说早已有了预料，显然，之前安心挣钱的闲适日子，已经彻底跟大家说拜拜了。
不过要说这两年真有多轻松，那也不至于，无论是建设新工厂还是开辟新商路，都不是件简单的工作，而且土共内部也很少有干部具备相关经验，大伙都是摸索着来干，能够达到现在的水平，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从某种程度上讲，在如今的土共眼中，对外贸易的存在意义更多还是在锻炼队伍的同时，发展内生工业力量，至于赚的那点钱，在不需要进口高级工业设备，又可以自产大部分工业品的情况下，就纯粹是做个积累了。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程刚对于根据地发展的重要性，作为一个从零开始起步的后发工业势力，人力之类的开销其实都是小头，进口设备和技术才是最大的财政负担。
而程刚的金手指可以有效地缓解这种负担，如今他已经很少运输成品物资了，为的就是将有限的运力用到最优的性价比。
机床、合金、复杂工件，这些工业产品大多是42位面的淘汰型号（以设备为主），或者现代的大路货（以材料和中间件为主），成本低得吓人，而且也不容易引人注意。
可放到这个年代，一般情况下国内往往需要付出数十倍，乃至成千上百倍同等质量的农副产品去交换，而且还得面临被卡脖子的现实。
话说回来，正是因为具备了这个极为有利的条件，土共才能以一种好整以暇的态势，有恃无恐地面对如今繁杂的变局，而非外人所想象的那样自乱阵脚起来。
赣南瑞金，虽然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在两年前就已经撤离了此地，但因为之前建设的基础，以及瑞金与赣东北、闽西、粤北之间的地理联系，这里仍然是南方红色根据地，尤其是闵赣粤边区的核心地带。
而眼下坐镇此地，并将根据地内一切事务安排得井井有条的领导人，正是五年前在程刚的干预下逃过一劫的彭拜同志。
当初因为叛徒白鑫的出卖，彭拜和其他几位土共高层干部的踪迹已经暴露，国党特务为此还特地联络了租界巡捕房对他们实行抓捕。
不过因为程刚提前告知了此事，伍翔宇领导的特科采取针对手段，不仅及时将彭拜等人转移离开，而且还趁机给了敌人一个狠狠的教训。
这件事在那年的上海滩似乎还引发了不小的波澜，毕竟就在租界和华界交汇的路口可是爆发了一场不小的枪战。
此后国党特务机关在掀起一轮报复行动后，还因为损失过于惨重，不得不偃旗息鼓了好长一阵。
不过对于彭拜来说，后面发生的事情就和他无关了，为了保险起见，他和杨殷等不慎暴露的同志，只得暂时离开上海躲避追查。
后来在李润石和程刚的强力邀请之下，大概是29年左右，彭拜来到了赣南工作，之后便再也没有离开过。
话说，这位大地主阶级出身，又以农民运动起家，甚至被李润石称之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同志同，因为历史上牺牲过早，给后世遗留下的痕迹着实少得可怜。
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党内的地位以及他的实际能力，作为六大当选的政局委员，就资历而言，至少在六大开会时，彭拜还要略胜过李润石一筹。
当然，这些都已经过去了，在这条彭拜没有牺牲的时间线上，他这个党内典型的农村派，和李润石之间的关系肯定不是一般的紧密。
之前和李润石的交往经历以及来到赣南后的所见所闻，让彭拜同志很快就认同了李润石的理念，同时也迅速确定了自己的定位。
没有过多参与那几年土共高层之间的争论，彭拜这个中央农委书记，直接接手了根据地内最为复杂的土改工作。
从成立之初开始，土共就在以各种方式探索着农村土地改革的路线，而彭拜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
当年彭拜在他的家乡海陆丰带头搞农运，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当着自家佃户的面，把家中的所有地契烧了个精光。
“彭家的田不是彭家的，更不是我彭拜的，这些田，是农友们的血汗，现在，趁着这个机会，把它们都还给大家。”
——这句话，彻底奠定了彭拜在海陆丰一带的威信，要知道，当时还只是22年，土共才不过成立了一年。
而自红军开辟井冈山根据地之后，土地革命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篇章，同时也浮现了层出不穷的问题。
事实证明，光有后世总结出来的先进经验，或许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肯定没法达成立竿见影的效果。
早在井冈山时期，程刚还没摊牌的时候，就直接拿出了不少资料供李润石参考，所以那次颁布的《土地法》，就完善程度而言绝对能够算得上顶尖水平，一直用到现在都相当适用。
“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分配办法是，在原有耕地基础上，按人口平均分配，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给地主富农分同等的土地。”
这便是历史上的土共在经历多年革命之后，用鲜血和汗水总结出来的经验，但问题是任何的规章制度都是由人来执行的，设计得再好，实践时也难免会出现问题。
同时又因为早期的战争环境较为恶劣，所以当时李润石等人的精力还无法全部放到基层土改中去，大家只能在磕磕绊绊中艰难行进。
这一局面一直等到彭拜的到来才有所缓解，30年的赣闽粤根据地已经初步成型，各地随之掀起了新一轮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
但由于当时划分阶级成分的文件存在不少争议，党内同志的思想也尚未完全统一，在缺乏一致性政策引导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批“左”的现象。
彭拜在发现问题后，利用下乡熟悉工作的机会，跑遍了瑞金周遭的大小村落，甚至还专门前往凝都、余都、回昌等地调研，亲自访问农民，征求他们对土改的意见。
最后彭拜掌握了四十多个村子的基本情况，在通过汇总分析，形成了一份切实的调查报告。
在报告中，彭拜首先以瑞金附近的七堡乡为例，分析了错划阶级成分的具体情况，并明确提出划分阶级成分的正确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依据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即：
“由于对生产资料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占有什么，如何使用，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剥削被剥削关系，就是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
严格来说，这份报告里提及的划分阶级成分标准问题，程刚拿出的资料里也有不少涉及，但后世的资料并不一定完全切合眼下的局面，所以二者对其他同志的说服力，自然也有着不小的差别。
更关键的是，彭拜能够服众，还与他本身在农民运动方面的深厚资历离不开关系，这也是其他同志难以替代的，同样的话从不同人嘴里说出来，效果肯定有所不同。
顺道一提，当年彭拜下乡调研时的搭档，正好就是同样刚来苏区的任培国，后者在北方执行土改的模式，很大程度就受到了彭拜的影响。
而等彭拜将这些工作理顺之后，恰好李润石顺利入主中央，并将原中央苏区的担子交到了他的手里，他也由此成为土共南方地区的核心人物。
作为统领全局的领导人，除了要管理农业事务之外，彭书记还不得不兼顾工业和军事方面，好在瑞金这里并不缺乏资料，只要想学，大家总能找到自己想了解的知识。
转眼两年过去，眼下在各大洋行的压力之下，大量买办商户纷纷开始缩减与苏区的贸易，诸多工厂都出现了原料紧缺以及商品积压的问题。
面对这个让人头疼的情况，彭拜的情绪并没有多大波动，似乎一点都不担心接下来的风风雨雨，倒是让其他同志也跟着稳定了下来。
“卷烟厂的生产先不要停，之前咱们的烟叶库存还有不少，应该可以撑一段时间，不过牌子暂时得换换，后面优先考虑给部队的供应。
对了，马上烟农就要开始育苗，让地方上趁着这个机会，快点推广咱们的新品种，农院的同志都做了好几年的试验，也该到普及的时候了。
还有那几家五金厂，之前不是已经设计好了方案么，产品能供应军用的一律保持生产，不能的就赶紧转产。
现在咱们自家的库存又还没满，趁着时间来得及，抓紧多储备一点，总不会错的。”
第四百八十八章 安源路矿
“咱们工人有力量！
嘿！咱们工人有力量！
每天每日工作忙，嘿！每天每日工作忙，盖成了高楼大厦，修起了铁路煤矿，改造得世界变呀变了样！”
赣省最西端的平乡，这里算得上是近五年来土共夺取的唯一一座工矿重镇，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
就在五一劳动节的这一天，从平乡往东一路延伸至新宇的铁路正式通车，同时也基本奠定了土共对整个湘赣边界地区的统治。
盛大的通车仪式上，数万名工人、农民、战士齐聚一堂，唱起了这首已经在根据地内，流传了数年的经典歌曲。
不得不说，现在的土共确实占据了大量的文化高地，在全国现代流行文化尚未见多少起色的年代，来自几十年后的歌曲一经问世，便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这里一方面是那些红色歌曲不仅朗朗上口，而且相较于在大城市中上阶层风靡的潮流，无疑又更加贴合工农群众的审美需求。
另一方面，土共也使用了大量先进的传播手段，除了利用各级组织进行大范围传唱之外，在一些学校、工矿搭建的有线乃至无线广播，都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不过歌曲仅仅只是助兴，让大家真正兴奋的，还是从平乡车站向东驶出的第一辆列车。
按照惯例，上面搭载了从根据地各方各面推选出来的代表，他们将从这里出发，一路抵达赣江西侧的新宇。
不过要说这条铁路直连通了湘江与赣江，那倒还没这么夸张，毕竟从终点站到赣江边的码头，直线距离也有六十多公里。
这主要是因为新宇以东、集安以北的赣江下游一带，地势较为平坦且历来交通发达，除非红军可以一口气攻占洪城，否则占领此地的意义不大。
所以在这两年里，红军与国军之间便是以此作为分界线，而在吃下不知多少次败仗之后，“往南不过百丈峰、往西不过仰天岗”，几乎已是此地的国军人人皆知的顺口溜了（长按段首的#号查看图片）。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此条延伸线就只能成为一条“断头路”，除了依靠流经新宇的袁河进入赣江之外，一条南北走向正在修建的轻便铁路，未来也将沟通新宇西郊的分宜县与集安西北的安福县（历史上70年代初修建的井冈山铁路分安段）。
而从永鑫到安福的铁路，如今也即将通车，将来再加上永鑫到茶邻以及茶邻到醴邻的铁路，今后一两年内，湘赣边界最核心的洛肖山脉中段将被彻底打通，说是固若金汤也毫不为过（详见上图）。
从这个角度来看，反动派们选择此时下手也并非没有道理，若是再拖下去，他们可就真的没有半点机会了。
无独有偶，在土共拼了命修铁路的同时，国党那边也一直在积极谋划着此事。
比如几年前何应钦在洪城督剿匪患时，就曾专门总结过：“以赤匪之所以如此猖獗，潜伏滋蔓，难以斩草除根者，一由于农村经济破产，失业日多，致为赤匪之资；一由于边窎各地，羊肠鸟道，使匪共得为渊薮，故主张极力发展交通，多筑道路，借以繁荣农村经济便利剿匪军运，庶有肃清之望。”
其实这都是摆在明面上的现实，自进入三十年代之后，在国党果眼中除去赣北九茳一隅匪祸较浅外，其余赣东、赣西、赣南三方面，均是“匪氛日炽，蔓延日甚”。
背后的道理也很简单，赣北水路发达，交通便利，国军进剿较易，红军自然难以在此盘踞。
反观其他东西南三面，交通梗塞，行军甚难，在土共创业困顿的初期，无论是游击队还是正规军都可以迅速在此立足。
所以一直以来，国府上下都一致认定修筑交通乃“剿匪必要之工具”，主张“应多筑公路及铁路，以利军事之进行”。
甚至赣省政府还雄心勃勃地计划以洪城为起点，修建所谓的“三叉形铁路”：
一自洪城至赣东玉山，以接杭江路，即赣浙线；一自洪城至平乡，以接平醴路，是为赣湘线；一自南昌经赣南各县，以达粤之韶官，是为赣粤线。
只可惜，这里的前面两条，历史上从常凯申开始筹划剿匪起，直至抗战爆发的前一年方才修通，至于后面那条……整个民国年间都始终未见影子。
而本时空的国府也是未曾让人失望，对于“交通剿匪”的计划，常凯申、何应钦等人纷纷赞不绝口，还曾一度在国党内部掀起了几波铁路潮流，可最后的结果却是：
“究以匪患披猖，经费难筹，徒有此愿望，而无具体办法……”
当然这也不怪常凯申，本来最近几年他的经济状况就极为拉胯，而且红军表现出来的战力又太过骇人，以至于国内外对于修路的前景普遍都不看好，更没人愿意出来当这个冤大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