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懿是在28年4月跟着洪城起义余部上的井冈山，所以没有亲身经历过此事，不过他同样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
“对，当年我们正式占领了永鑫之后，李主席就多次跟大家强调，对于工商业，特别对于中小工商业者，应该采取保护的政策，禁止盲目焚杀。
当时也曾有许多同志对此不够理解，但事实证明，李主席的眼光确实是独到的，以后我们也一定要特别注意此事。”
过去几年，土共的明显“左”倾错误一共发生了两次，都对私营工商业造成了不小的打击，一次是瞿秋白实施的盲目烧杀政策，一次是李利叁推行的一律没收政策，而这回提起的便是前者。
在场的同志对此自然都有印象，不得不承认，当事后再往回看时，大家总能认识到过去犯下的错误。
可在当时看来，先不论有没有这个预测未来的眼光，光是坚定信念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就已经需要相当惊人的毅力了。
“嗯，那段时期我们在革命过程中，确实执行了一些“左”的错误政策，这些问题，直到现在都需要我们认真反思。”对于过去的事情，彭拜简明扼要地作了一个总结：
“不过幸运的是，润石同志比我们更早地走出了误区，并且带领组织找到了一条更合适的道路。
现在苏维埃政府对于本国资本家的企业及手工业，凡是保留在旧业主手中的均不实行国有，同时保证商业自由，都是从历史教训中得出的经验，我们也要坚持唯物主义的态度，去看待这些政策。”
对于彭拜的结论，所有同志都表示了赞同，之后大家又讨论了一番相关的话题，比如要如何应对私营工商业时常出现的立场摇摆问题，以及最近发生的，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竞争，导致后者破产的现象。
这些在后续战争中都极有可能给土共带来不少麻烦，而且本身解决起来也相当棘手，所以光是其中的几处细节，就引发了不小的争论。
不过从大的方向来看，土共现阶段对于私营工商业还是以支持为主，其理念核心可以追溯到井冈山时期，早在那时，红四军就一直在县城中宣传自己的政策：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
而等到在瑞金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之后，在对待私营工商业的问题上，苏维埃政府也坚持了早先的正确路线，并努力与执行过程中的“左倾”路线做斗争。
像是在去年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中，就曾明确提出：
“一切为帝国主义及中国反革命所打击的城乡小资本工商业，苏维埃尽自己的政策与权力所及去保护他们”，“苏维埃用比较过去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并欢迎华侨资本家到苏区发展工商业”。
其主要表现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正当经营，比如正式取消对私营工商业者正当经营的各种限制，保护工商业者经营自由，以发展苏区经济。
第二是实行投资开放政策，鼓励私人投资工商业，比如去年中央就发出了“发展经济的原则，主要公营，部分民营”等指示，同时这也是土共对于自家公营企业抱有高度自信的表现。
此外，土共中央还专门要求各级根据地，要对于私营工商业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从侧面来看，又算是为将来的统一做准备。
包括在税收上，各地现在已经采取了统一的累迸税法，使负担趋于合理，甚至因为基层队伍太过出色，还出现税率高了，群众负担反而降低的奇特现象。
这些政策的提出，自然有力地促进了中小工商业在根据地内的发展，而且也吸引了一部分沿江的私人企业迁入苏区，像是前不久去略阳考察过的范旭冬，就已经有了在当地办厂的计划。
第四百九十一章 敌人和朋友
“只不过像范旭冬先生这样识大体的民族资本家，到底还是少数，就我们目前所接触的来看，很多商人都是些见钱眼开的家伙。
比如这次出现的订单违约问题，虽然我们对此早有预料，也提前做了不少准备以减少损失，但一想到之前那些人跑到根据地里来拍着胸脯求购的嘴脸，我心里就不舒服。”
当会议逐渐深入，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也开始被纳入了讨论，即便有了中央的调控，土共上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态度也很难做到统一。
而且李润石的风格本就是极少使用政治手段来排挤异见者，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在这时的党内都有不少存在，像是刚才发言的项尹同志，就是高层中“左”的典型代表。
担任华南局第三书记的项尹，是早期土共中少有的工人干部，曾在六大中被选为政局委员，就当时的地位而言，甚至还要略高于当选政局候补委员的彭拜，自然也高于仅为中央委员的李润石。
不过有句话叫做“成也萧何败萧何”，当年项尹到了赣南之后，对于这边与上海中央截然不同的政治风气很不适应，同时看李润石和程刚都不太顺眼，所以也因此吃了不少瘪。
只能说项尹确实是一位极其复杂的同志，工作经验丰富而且机智过人，各方面的表现其实不差，对组织也是绝对的忠诚，但最为精明能干的他，却没有及时地认识到自己与李润石的差距。
华南局的三位书记，彭拜管农，鹏石穿管军，项尹管工，按理说以土共的性质，工业口的地位应该要高于前两者才是。
但如今的局面却是搞了多年农运又参与过不少次军事斗争的彭拜成了一把手，这背后自然有许多值得说道的地方。
不仅是由于土共现在坚持走农村路线，同时也因为工业管理这块，从一开始就被程刚分走了很大一部分权力，从某种程度上将，甚至使得项尹这个工业负责人更像是一个工会负责人。
单论工会经验的话，在来到苏区之前在各地干了多年工会书记的项尹，自然是最为合适的人选，但很明显现在的红色工业，其实更需要一个可以带来生产力进步的领导。
可是，哪怕项尹已经足够尽力了，在这几年里他不仅自学了铁路建设、钢铁冶金等方面的知识，而且还花了许多时间在工厂里实地锻炼，但与程刚这个BUG比起来仍要相形见绌不少。
加上前两年在工作中犯下的一些错误，也或多或少地耽误了项尹的发展，于是便出现了目前这个情况。
当然，此时项尹同志对那些商人的抗拒态度，其实并没有引起其他同志反对，甚至还有人觉得刚才那话说得未免太轻了。
本来鹏石穿无意对经济问题发表言论，但这时也忍不住冷哼一声：“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大家谁的心里还能舒服？
依我看，程刚之前说得没错，现在我们能够感受到一部分资本家的善意，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红军已经足够强大，根据地的工业足够发达。
否则的话，人家鸟都不会鸟咱们，巴不得咱们压根不存在才好。”
这话说得是糙了点，但还是获得了在场同志的赞同，毕竟大家对于眼前局势都有一个足够清晰的认识。
正如李润石喊出的那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样，如果没有现在强大的军事和工业基础作为保障，土共根本就不可能和那些大资本大财阀打上交道，自然也没法赚取到远超想象的财富。
所以无论是对外界的开放态度也好，对内部的宽松管理也罢，土共上下仍然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左”可能会出错，右同样也是不行的。
比如彭拜的看法就很理性：“这件事嘛，其实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列宁同志不是说过么：‘ 资本家太过贪婪，以至于连我们准备用来绞死他们的绞索都会卖给我们’。
在这几年的大宗交易里，我们已经赚了不少，虽然就目前来看，之前积累的金银暂未派上用场，但手中的资本多了之后，办起事来到底要方便不少，而且中央似乎对此还有另外的安排。
总的来说，与白区进行交易这件事，肯定是有利有弊，而且利大于弊，现在出现了些许的波折，本来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没必要太过计较。
至于资本家和商人的反动性，这点我们从来都不否认，资本家为了利益不惜与我们这群赤匪合作，自然也会为了利益而跑到我们的对立面上去，对此甚至都没必要去谴责什么。
何况国内中上阶层的反赤风潮本就十分浓厚，阶级矛盾更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缓解，这都是摆在眼前的事实。
但是饭要一口一口吃，盲目设立过于远大的目标，很容易带来水土不服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够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就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
说到水土不服，其实前几年就出现过不少类似的事情，其中一件恰好就和项尹有关，以至于都有几位同志不自觉地把目光移到了后者身上。
对此项尹的脸色肯定不会很好，他当然知道彭拜并非是在针对自己，但当他想起往事时，心情实在很难高兴起来。
几年前，一部《苏维埃劳动法》在项尹的大力推动下在赣南等地试行过一段时间，其中一部分条款确实具有相当积极的参考价值，但也存在少数规定出现了过于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比如机械性地推行八小时工作制，强制所有企业到点休息，否则罚以重款，同时又提出了不符合实际的工资待遇。
这些想法的初衷确实是好的，甚至在程刚建立的公营企业中取得了不少成效，只不过那些成绩的背后有着太多其他因素的影响，贸然在其他领域推广下去，结果就是给根据地内的经济造成了不小的打击。
比如公办厂中的八小时工作制，是建立在下班后高强度学习的基础之上，往往工人们白天做完工，晚上还要参加各式各样的课程实践，承受的压力其实小不到哪去。
不过逐渐提高的工人素质，加上高于时代的设备技术水平，也使得这些公营企业的生产力远远高于私营企业，间接地导致了一批落后手工作坊的破产，同时还给程刚带来了“程阎王”的称号。
而在那次试行之后，“项阎王”就成了比“程阎王”还要恐怖的存在，但与前者的碾压式“踩蚂蚁”不同，项尹的手段要明显激进不少。
过于死板的规定加上不够到位的基层管理，使得试行的结果远不如众人预料的那般美好。
大量私营业主因无利可图而关门歇业，或难以支撑而纷纷关闭，有的甚至直接带着剩余的资金外逃，同时还引发了大片的恐慌。
这件事不仅给一部分中小商贩造成了几乎毁灭性的打击，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共的声誉，很快就遭到了李润石等同志的严厉批评，后续的影响直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消去。
这几年里项尹偶尔也会想不明白，明明都是“阎王”，为何程刚就没有遭到其他同志的反对，而他却因为此事被屡次批评。
但这件事说到底还是过去了，现在的主题是讨论如何应对接下来的动荡局势，以及正确处理好与国内资产阶级之间关系，对此项尹很明智地选择了不再发言，进入漫长的沉默之中。
当然他的沉默并不会影响会议的继续，其实中央之前也对这些问题有过指示，还特地下发了不少材料。
其中便有不少篇幅，特别点出了眼下党的双重使命——既是反帝的民族革命，又是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之前我们出现的一些错误，究其原因主要还是源于对自身所肩负的使命，没有一个清楚彻底的认识。
从我们党现阶段的历史使命来看，面对帝国主义，一部分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面对封建主义，那些厌恶独裁统治的民主人士，也可以站到我们这边。
反帝反封的双重革命，要求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这一阶段，过去的一些我们所认为的敌人，将不再是革命的对象，而且应该应当给予保护和鼓励。
再进一步说，随着接下来对国内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大规模战争兴起，民族统一战线也会随之建立，这将会使得党的地位和作用发生巨大的变化。
而随着党的影响迅速扩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在民族统一战线中，也将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尤其在这些相对独立的根据地当中，持久战争必然会带来大量的经济问题，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肯定是不行的，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
而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些也不是光靠个人的判断就可以确定的，必须在实践中得以验证，大概如此。”
第四百九十二章 战争、后勤和常凯申
33年5月24日，战争比土共预计的还要来得更早一些。
十天前，华南局高层结束了这次战前会议，所有领导均初步统一了对下阶段战事的意见，并将会议概要通过无线电上报了中央。
在得到中央的批复后，大家立即回到各自驻地，紧接着召集辖区内的中层军政干部举办全体会议，通报中央的部署、精神以及华南局的相关应对策略。
依托于多年的建设和技术积累，如今苏区的基层通讯和交通都有了长足进步，虽然还没法做到乡乡通电报，但至少比之前为了开会，光是传达消息就得花上小半个月强得多了。
至于会议内容倒没有多少值得重复的，最关键的一点自然是要求各基层做好战前动员。
毕竟想要快速且有效地将各地的民兵、民夫和物资调配到前线，这里头同样有着不少学问。
现代军队的物流调配甚至被作为一个专门学科被各国研究，这时的苏区虽然技术、交通条件都远远不如后世，但靠着程刚援助的资料，大部分干部培训班也将物流技术纳入了必修科目之中。
最损的是，这些培训教材最初都是由程刚统一编写印制的，于是他果断在书本封面上印了一张常凯申的简笔肖像，再配上《军事物流学》几个大字，为了避免误会，还特地在下头加了一段话：
“常凯申这个运输大队长真不错，知道我们的单打一不好用，就给送来了汉阳造，连收条都不要。我们来多少，收多少，欢迎再来！”
这句话在历史上是由华野的战士首次说出来的，而在本时空，则被程刚于30年挪用。
当时红军打赢了常凯申发动的首次围剿，依靠缴获的武器，硬是把二线部队的装备全部换了个遍，就连赤卫队都有得分润，还能余出一部分支援其他根据地，可谓是吃了个顶饱。
于是在此书推出初稿的那天，一度弄来了不少同志哈哈大笑，当时第一次反围剿已经过去大半年，但大家对那段话的印象仍然相当深刻，立刻就领会到了这个梗的意思。
虽然也有些同志觉得程刚的花活有点不太严谨，可当时的革命确实需要这种乐观主义精神，所以大多数人都没有阻拦，最后竟然成了这批教材里的一大特色。
幸好这个故事没被流传出去让常凯申知道，否则他老人家即便没有高血压，也迟早会被气出来。
当然了，严格来说现在红军的后勤体系并非真的依赖于战争缴获，甚至事实上，一线部队的装备向来都是程刚援助或者根据地自产，并非质量上就有多好，而是胜在统一，便于后勤管理。
因此抛开那张封面不谈，那本《军事物流学》从头到尾都在认真讲述现代军事物流体系的运作原理，同时还结合时下的基础条件做了不少调整。
不得不说，为了这些教材，程刚确实花费了一番心思（即便前期的草稿是在现代外包出去的，并且有很多资料可以参考，那也需要精力审核嘛）。
若非如此，土共的干部培养也没法做到这么迅速，先简单扫盲，再上课读书，从入门到强化，每个阶段层层分明分，都是结合案例掰碎了教给大家，早已成为了各种长短期培训班的固有套路。
至于效果怎样，从长期看肯定不如科班培养的人才，但就目前这局面已经完全够用了，至少现在的中高层干部可以省心很多。
虽然盘子大了、人员多了，但要管的工作并没有跟着大幅增长，否则任培国就不止逼出点小病小痛那么简单了。
而随着战前动员同时进行的，其实还有前线地区的坚壁清野行动，该撤的撤，该搬的搬，实在搬不了的，找个地方埋了也行，尽可能不给白军留下半点物资。
这也是老生常谈的事情了，不过必须得承认，即便以目前土共的基层执行力，想要做到彻底的坚壁清野依旧很难，只能算是尽最大限度延缓敌人的脚步，同时保护群众的利益。
起初土共也曾试过强制措施，在敌人赶过来之前强行逼迫当地的群众搬走，但效果不佳，很容易引发老百姓的反感，所以类似的办法很快就被叫停了。
其实老百姓的想法很简单，除了真遇到灾荒活不下去了，又有谁愿意丢下自家田地，拖家带口地往外地逃去，人离乡贱，这四个字在农业社会状态下，基本就是至理名言。
不过在经历完这几年大大小小的战争之后，一些原本还对国军心存幻想的群众，纷纷认清了那些兵匪的嘴脸。
而且只要是见识过还乡团的残酷报复行为，就很少有人还敢把自家的生命和财产，寄托在反动派的良心上。
相较之下，土共组织的红军和基层行政队伍，虽然还存在许多不够成熟的问题，经常是大错没有小错不断，但这些人是真心为了老百姓好，这点时间久了，大家肯定能够看得出来。
而且现在土共的经济条件已经有了大幅改善，对于撤离过程中群众所出现的损失，虽然还没法全额赔付，但至少可以做到适当补偿，仅此一项就大大缓解了政府与民众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
比如这一次，华南局就将周田盐矿近一年来的库存全部拿出来，成立专项基金以应对将来战后的善后问题。
说得夸张一些，土共的这种操作若是放在历史上，估计得等到解放后期才有条件实行。
顺道一提，周田盐矿的开发绝对算是土共的神来之笔，一举使得整个赣闽粤边区从食盐输入地变为了食盐输出地，在大幅提升财政收入的同时，还有效地稳定了根据地的民心。
周田盐矿从30年开始投入试产，31年渐渐步入正轨，32年产能开始稳定，土共能够放心发动湘赣鄂会战，并在之后派出大批兵力北上，盐矿提供的后勤支持同样功不可没。
如今又是两年过去，虽然限于人员技术水平，盐矿没法继续扩大产能，但每年生产出来的食盐还是足以保证苏区老百姓的日常使用。
而空余出来的份额不仅可以作为工业原料，还能向外出售以换取资金，或者干脆存进仓库以备不时之需。
甚至前几年苏区发行的食盐配给票，都成了周边地区广受认可的代币，信用度仅次于真金白银。
在基于粮食的人民币发行之前，食盐票还曾一度被作为土共的官方货币使用，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备受战争摧残的根据地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