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四十九章 应对北方局的办法
与吉鸿昌的交流并没有持续多久，虽然这算是程刚与他的第一次见面，但以如今土共的体量，确实用不着把精力过多地放在这些工作上。
自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解散之后，仍然受到土共影响的部队，兵力大约在一万五到两万之间，由吉鸿昌和方振伍两人指挥，不过北方支部在其中也有不小的话语权。
本来这支队伍是打算和历史上那般搞一把大的，直接往北平进军，指望通过一场军事冒险占下北平城，后来好说歹说这才把他们留在了平北。
但因为缺乏给养，又没有运营根据地的经验，他们在平北还没待多久，就在日伪军和国军的联手围剿中败下阵来。
最后终究还是由红五军团进行了接应，不过剩下的人员就只有先前的一半多点，目前正在接受红军的整编，暂时来看是很难恢复战斗力了。
所以这也就导致吉鸿昌等一票将领，再次成了一群光杆司令，好在他们中的大多数自见识到红军的强盛后，基本就安下心来，剩下不愿合作的也直接离开了。
对此程刚的意见是，先让他们在北岳根据地休整一下，然后全部送去后方，想参观的参观，想学习的学习，具体依据个人意愿而定。
总之现在北岳根据地是不能待太多人的，毕竟这个位置实在是过于紧要，未来将毫无疑问地成为红军对日的最前线，能少泄露点信息就少泄露些。
别说对外人了，就是自己人也是一样的待遇，当初把红五军团派来这里时，组织上就尤为谨慎，一直致力于在北岳地区建立与北方支部独立的根据地，这段时间产生的隔阂多少也与之有点关系。
不过大半年的时间过去，既然已经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先前的策略自然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所以就在医院里，程刚直接找上了一个人。
“田夫同志，我想我们应该有许多要聊的地方。”刚一见到这位正在养伤的北方支部负责人，程刚开门见山地说道。
“程部长，你还是直接叫我孔源吧。”那人半躺在病床上，精神还算不错，面对程刚时脸上还带着一丝愧疚：
“其实你的来意我大概都清楚，之前我们确实有许多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我会对此负责的。”
说起来，田夫也是这次来到北岳根据地之后，才第一次了解到了中国红军的水平，在此之前，他都是雾里看花，又受到一些不必要的干扰，所以难免会存在偏差。
而导致这一切偏差的罪魁祸首，其实两人全都心知肚明，只是不便于直接说出来罢了。
田夫虽然是南方人，而且老家就在湘赣边界的平乡，又是24年入党的老党员，早年也一直在赣省一带参与革命事业，甚至还参加过洪城起义。
但自从29年被派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当时已改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后，他的个人轨迹就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次年，年仅24岁的田夫结束学业回国，紧接着就遇上了王冥掀起的政治浪潮，而他的特殊身份又让其在申城显得尤为尴尬。
后来几经折腾，田夫被派去北方局工作，可这块正是伍翔宇一系较为薄弱的地方，尤其是华北地区。
近两三年来，伍翔宇的精力主要集中在了西北和东北，陆续在当地建立了直属中央的支部，并对其进行了适当重组，但与此同时，华北的进度就稍显缓慢了。
于是乎，比历史上提前一年多来到北方局的田夫，因为其不同于他人的留学经历，受到了某些方面别样的重视，最后还是成为了北方局的实际主持人。
对于这些，程刚在之前已经有所了解，他倒也没觉得问题就出在田夫个人身上，甚至在他看来，这位的表现不说尽善尽美，至少也可圈可点的，如果不是此人从中调和，问题只会更加激化。
只不过时代的洪流确实非同一般，往大了讲，这只能归咎于本土意识与国际派系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虽然没有对具体细节进行调查，但程刚已经从过去发生的一些乱象中，嗅到了一丝与众不同的味道，毕竟那股左味实在太过浓郁，让人想不闻到都不行。
首先联络拉拢冯遇祥等一票军阀势力，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等同盟军成势之后，转而又开始批判其反动性，并试图另起炉灶在军队中搞兵运暴动，这就有点过于激进了。
其次在对红五军团的态度上，不满其扎根于山区的战略，多次要求他们攻打张垣甚至北平，遭到拒绝后更是摆起了脸色。
否则平绥线以南就是红五军团，哪怕只是把手中的部队带去休整一段时间，也好过直接留在平北等着敌人来打。
当然了，导致这一切的因素实在太多，肯定不能光光推到北方支部的同志身上，所以对于田夫的自责，程刚并没有继续怪罪的意思。
“孔源同志，中央那边现在已经知道此事了，前不久李主席给我发来了电报，让我跟北方局的同志好生说下。
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失败是成功之母，大家也不要抱什么心理包袱，后面好好工作就行。”
等程刚微笑着说完了这句，田夫却是短暂地沉默了一会。
平心而论，对于过去一年多来中央发生的诸多变化，要说他心里没点意见是肯定不可能的。
李润石虽然在全会中被选为了主席，但共产国际对此的态度却一直暧昧，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反倒是个别逃到苏联的跳梁小丑一直在叽叽歪歪吵个不停。
不过去年的湘鄂赣大战算是基本稳固了李润石的地位，不管怎么说，大部分同志都是渴望成功的，他们没理由抗拒一位能够带着大家走向胜利的领导人。
只是再接下来的抗日统一战线，还是引发了一些人的异议，不光有人在明面上表示不理解，实际操作中特立独行的也不在少数，北方支部不是孤例，甚至都不算做得最过火的那个。
之前也说过，许多人没有正确理解统战的意义，不知道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而是四处树敌，生怕自己面对的反对派不够多。
所以对于中央传达的指示，他们也只是将其当作是宣传工具和揭露、打击、孤立国党和一切中间派的武器，听着是一套，做着又是另一套。
对于这个问题，自然不是惩戒甚至打杀一批就能解决的，关键还是要做好同志们的教育工作，同时更要理解和包容他们身上的问题。
很明显，田夫的态度已经有所松动了，只是嘴上仍然不肯放松：
“程部长，难道我们还要跟常凯申合作不成，他杀了我们那么多的同志，难道就这也算了吗？”
这些年，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土共的生存环境都好不到哪里去，比如北方局，在过去的数年里就至少经历过三次大破坏。
每一次大破坏，都意味的大量同志被捕，或是被杀，或是关押，当然也有少数人叛变，总之能够营救出来的都是极少数。
所以剩下的这些同志，对国党和其他军阀抱有敌对想法，这完全可以说是人之常情，再正常不过了。
对此，程刚当即摇头说道：“当然不能这么算了，只要稍微了解常凯申的安内攘外政策，就知道他一直在坚持把主要力量用于围剿我们，所以至少现在，根本不存在与其联合抗日的可能性。
而且对于金陵政府，中央的态度也始终没有变化，在军事上对常军的进攻给予坚决的回击，政治上揭露常系对日妥协、对内内战独裁的政策，使之陷于极端孤立之中，我想你应该也能理解吧？”
见田夫点头之后，程刚继续说道：“但既然是孤立，那么就不能仅仅是我们一个孤立他们一群吧，你说是不是？
因此，我们现在需要辩证的看待目前的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必须要坚决地反击，这点容不下任何反对的声音。
但对于国内势力，有时还是需要采取一定的防守策略，无论在军事还是在政治上，用灵活的方式与之进行斗争。
对于这些具体的措施，我带来了一些书籍，你如果有空的话可以看看。
如果还想继续学习，也欢迎到中央的学校去上上课，现在局面日新月异，挑战越来越多，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高自己呀。”
第四百五十章 对苏关系
（12点10再看，修改中）北方局的问题，说麻烦也麻烦，但真要解决起来，其实又并没有多难。
现在参加革命的同志，大多还只有二三十岁，年轻冲动甚至犯些左派幼稚病，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他们成熟的速度同样快得惊人。
而且，这时代众人的组织纪律性可是相当强悍的，暂时出现思想上的偏差，并不影响大家逐渐回转过来。
所以现在中央的意见也很简单直接，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无论是对于整个北方局还是个别同志，都采取以教育说服的方式为主，逐步帮助他们调整思路。
另外再说起来，之所以现在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和过去几年土共的发展转变同样脱不开关系。
在与以王冥为首的国际派进行较量的过程中，从程刚那里获得了一手信息的伍翔宇，采取的自然是先农村后城市的战略。
简单来讲就是抓小放大，侧重于为各地苏区保驾护航，既要为其供应足够的干部，帮助他们提高军政水平，又要避免左倾路线对地方工作的干扰。
这事说来轻巧，实际做起来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不只是派驻干部的问题，地方上也同样有着山头主义的隔阂。
尤其涉及到话语权的分配上，本地干部的那一套做惯了，若非遇到必须转弯的时候，一般很难把观念扭转过来，而外来干部又急于改变现状，以期获得同志们的认可，光是这里头便有着无穷的矛盾。
有时往往大家的初衷都是好的，但偏偏互相看不过眼，又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于是很容易将矛盾激化。
这还仅仅只是一部分内因，若是外部环境再艰巨些，失败局面再稍微多点，同时加上个别人员的挑动，结果很可能就一发不可收拾了，甚至因此杀得人头滚滚也并不稀罕。
所以在前面几年里，李润石、伍翔宇以及土共中央的一部分同志，确实是花了大力气，去提升各个根据地的政治思想水平。
同时也得益于程刚带来的电台设备，从一开始就将各地相互串联了起来，必要时还可以由程刚自己运送文件和书籍，同时提供不少紧缺的物资。
精神与物质的双管齐下，这才造就了目前犹如铁锁横江一般的广大红色根据地。
只是这一套用在城市当中就行不太通了，甚至可以说，本土派支援发展根据地的战略，在无形之中其实大幅削弱了城市支部的职能与权力。
毕竟按照一般的路线，土共中央对地方的领导，肯定要通过各地支部来执行。
比如北方局就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不仅是华北，包括西北和东北都在他们的指挥体系之内。
中央发布的指令，往往需要先送至北方局，接着再到省级支部，然后才是各地市以及根据地。
此外，根据地的发展所需的人员与物资，往往是农村地区难以提供的，基本都得由上级部门进行支援。
反过来说，上级部门的经费，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地方的筹备，二者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
凡是存在必有其合理性，一座大型城市往往是整片区域的交通核心以及物流集散中心。
比如北方局的驻地北平，既可以通过平汉、陇海或者平绥、同蒲线与西北联络，又可以通过平奉线连接东北，所以只要中央想向北方各地传达命令、输送人员，基本不可能绕得过北平。
但程刚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这个体系，在李润石正式当选之前，这些变化还只是潜移默化地进行，而等中央的名号正式由本土派接收之后，便逐渐从制度上宣告了旧模式的落幕。
现在无论是南方的湘赣闽粤、鄂豫皖还是北方的陕甘川、陕甘宁，甚至包括一部分东北抗日根据地，其主要领导机构基本都设置在根据地内，然后再由中央统一领导。
尤其是最重要的物资方面，基本都由程刚包圆了，并且这些援助往往还都是无偿的，地方上筹集的经费完全可以节省下来，用在其他次要的领域。
所以最后留给各城市支部的核心职能，基本就只剩下了转运人员，毕竟程刚的空间传送运点种子、虫卵或者动物精子还行，活人就实在没得办法了，而走航空路线的话又太过危险。
一边在削弱，另一边自然就会想办法加强，或者说当初伍翔宇之所以会选择另辟蹊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想避免与王冥等人过早爆发冲突。
两边的斗争一直从30年末持续到现在，虽然因为去年中央撤出上海的缘故，本土派彻底占据了优势地位，但国际派的影响力仍然大范围存在，特别是在几个关键城市当中。
这背后自然少不了苏联的影子，虽然他们部署在中国的棋子，在经历了多次的风波后已经大幅减少，但作为一个工业国，他们有的是资金和办法向中国投入力量。
当然了，这部分小动作肯定是相当隐蔽的，甚至都可能并非出自莫斯科官方的统一意见，这里其实也反映出了这时的苏联人，对于中国土共的复杂态度。
如今的铁人同志是一位相当实际的领导人，他很清楚苏联需要一个稳定且听话的中国。
稳定的意思是不能存在反对苏联的势力，至少应该保持中立，而听话则要更近一步，总之就是必须保证苏方远东地区的利益不受损害。
毕竟就在十多年前，苏维埃政权新生的时候，资本主义世界就曾从四面八方进剿红色俄国，整整三年的对苏干涉战争，给当时的苏联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记忆。
所以在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之后，为了暂时稳住日本人，苏联甚至直接把本应属于中国的中东铁路，出售给了所谓的满洲国，足以反映其对中国的态度。
结果这就让土共的位置显得有些尴尬了，以李润石为首的本土派肯定要站稳自己的立场，虽然并未对此事发表过多意见，但态度还是明确告知了苏方的。
土共能够理解苏联为了自身利益考虑，对日本人采取的让步措施，归根结底，问题还是出在中国自己身上。
如果中国军队没有丢掉东三省，自然也不会出现这些麻烦，这事确实怪不到苏联身上。
而且换个角度来看，既然苏联已经将中东路出售，那么将来中国红军收复东北之后，也能少点扯皮的麻烦。
只是这般回复还是引发了莫斯科一定程度的不满，理解归理解，土共所流露出来的民族意义立场，确实让一部分习惯了老子党地位的苏联人看不大惯，尤其是在某些投机分子煽风点火之后。
再加上这几年里，李润石一派对于莫斯科的指示选择性执行，同时又暗中“抗拒”共产国际派去的干部，并与西方未知势力勾肩搭背（不明来源的援助物资），这更是加剧了苏联人的隐忧。
当然，最重要的是苏联内部同样也不稳定，一五计划之后，飞速发展的生产力，给这个落后的工业国带来了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
面对这个急速转变的社会，旧模式的适应能力是非常慢的，这无疑对政府和人民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一旦不能做出匹配的调整，自然就会导致社会矛盾激增。
更近一步的说，苏联的发展是以牺牲农业的方式来支撑工业，甚至出现大规模的饥荒问题，农民意见非常之大 ，这也导致了社会内部稳定性急剧下降。
此外，意识形态的另类也使得苏联在国际上异常孤立，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控制东北，今年希特勒正式上台，德国也表现出了高度的不稳定性，二者从东西两个方向对苏联产生了极大的威胁。
最后还有一点，铁人同志自己的执政同样并不稳固，列宁留下来班底确实是群星闪耀，但缺点则是除了列宁谁也不服谁。
铁人同志上台前，并不是党政军二把手，不是天然继承，理论也不突出，个人魅力也不突出。
所以他想要服众，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容易引发矛盾的问题，所以这时的苏联，矛盾可以说无处不在，复杂深刻程度甚至远超建国后的中国。
铁人同志用了暴力弹压的武断方式，造成的是矛盾的更深层次化，大清洗虽然还未正式开始，但内部的动荡早已连续不断。
真要说起来，这些逐级传导至中国的影响，不过苏联内部动荡的一点点余波而已。
好在的是，危险同样也是机遇，摩擦之后很可能就是合作，掌握了中苏两方全面资料的李润石，相信这一天很快就能到来。
第四百五十一章 铁与硝
虽然土共这边已经开始计划着未来要去哪里取经了，但对于眼下来说，他们能够依靠的还是只有自己。
如果多年之后再来回顾这段历史的话，那么在土共的工业化历程中，33年应该可以算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