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三十四章 成功的会议
李润石的发言，既是对路线的一锤定音，也是给反对派的一个台阶。
这回程部长在会议中表现得咄咄逼人，哪怕有人心里觉得不舒服，但思量再三，终究还是忍了下来。
毕竟大家都是现实的，清楚程刚背后的分量，而且不管后者在会上说得有多刻薄，这位可始终占据着理论的高地。
其他人想要反对他，首先就得先证明他说的是错的，并且让其他同志也相信这一点，但图书馆里那么多的原著摆在那里，大家也都不傻，书读多了自然就能看明白里面的道道。
正如历史上李润石在三反围剿后，被直接排挤出了领导层的那段时间，他一方面在坚持做事，另一方面也设法搞来一些理论书籍学习。
后来他还专门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两本书寄给鹏石穿，用理论说服对方。
而在程刚看来，要想打败如王冥一般的投机分子，要么用事实证明他们是错的，要么就得以毒攻毒。
用更加高大上更加隐蔽的教条主义，打破他们的虚伪的面纱，这样才能为本土的实干派留出足够的发挥空间。
现在来看，这样的操作已经是初见成效，尤其是如王家祥这样的学者型干部加入之后，就更是如虎添翼了一般。
所以最后会议还是在一片祥和之中结束了，现在时间已经是十月份，大家决定今年主要以维持当前的革命成果为主，并以农村为中心持续向外发展，半年内暂不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至于半年之后，可以考虑在适当位置，打下若干处关键要点的县城，将几处分散开来的根据地，用交通线实质性地连接起来。
当然要达成这个目的，攻打大城肯定是最理想的，因为这些都是经过历史和地理证明的最佳方案，比如虔城，只要打下来了，那么整个中央苏区最大的两个分块就彻底连成了一片。
但不打虔城并不代表就不能取得目标，对此李润石在会中多次强调，正因为现在红军确实具备了攻坚能力，所以反倒不必急于一时。
通过一系列的战斗削弱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最终实现对当前地区的占领，而不能本末倒置，将简单的结果视为整个解题过程。
“占领城市从来只是胜利的凯歌，而不是冲锋的号角。”
这是程刚魔改出来的口号，在他看来，现在的一些做法，真有点像是一个傻乎乎的钢铁直男，看到人家高富帅向女神告白成功，就跟直愣愣地原样照抄，却不知人家的一见钟情自有其底气。
当然就算是凤凰男也没必要妄自菲薄，只要不再好高骛远，脚踏实地之后，终将会将他人超越。
所以，对于增强自己、削弱敌人没有太多帮助的策略，其实并没有必要放在首位考量，红军已经过了那个需要用城市来给自己提气的阶段了。
此话一出，不管其他人到底是不是真的认同这一点，但可以说与会的大部分同志，都被这豪迈且自信的言论给狠狠地震了一下。
若这话只是说说，大家可能就当个笑话，听完就随手丢到一边去了。
可三反围剿之后，赤裸裸的战绩已经让红军相当干脆地证明了自己的势力，李润石的权威也被彻底推向了高峰，因此话从他的嘴里说出来，分量自然是非同一般的。
而一些经历过北伐以及后续反革命政变的同志，对此更是唏嘘不已，遥想当年的低潮时期，他们的内心是多么的绝望，现在回顾起来，根本就是全凭心中的一口气，方才撑了下来。
从某种程度上说，之后的左倾冒险与先前的绝望也脱离不了干系，正是因为力量差距实在是太过悬殊，所以才寄希望于孤注一掷。
而现在现实的案例已经向所有证明了，红军确实拥有独立发展的能力，而且很可能只要照着这个模式继续下去，就能看到成功的希望，既然这样，选择保守的人越发多了起来，倒也并不奇怪了。
顺道一提，如今看到在会场中意气风发的李润石，就有不少人想起了这位曾经在江城的会议上（史称八七会议），不也是发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般言论。
现在李润石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大部分人也没有要与他争夺枪杆子的野心，所以整个会议就这么波澜不惊地结束，甚至还有超乎程刚自己的想象。
于是当天晚上，程刚来到李润石这边的时候，一开门就说道：“这次的会议，说实话有点意料之外的感觉了，没想到能够这么顺利。”
而李润石则放下了手中的钢笔，他之前也是用惯了毛笔的，但硬笔书法同样不错，只是条件所限后者用得少罢了，后来在程刚的建议下，逐渐用起了钢笔。
“换个角度来想嘛，这不正说明你的工作做得好么？按你的说法，就叫做成功把人设打造出来咯？”
面对李润石的打趣，程刚嘿嘿一笑，“莫夸了，我有几斤几两自己还是清楚的，关键还是你们几位大佬的功劳，我就一个纸上谈兵的赵括而已。”
“人贵自知，你能有这个认识倒是不错，就是不知道后面能不能坚持下来了。”李润石一本正经地说道。
然后程刚就被噎住了，接着两人相视一眼，默契地哈哈大笑起来。
“其实这次会议还有个效果。”笑完之后，程刚的心里也轻松了很多，“至少知道了现在苏区内高层干部的想法，就目前来看，真正的反对派其实比我想象的还要少不少。”
“还是那句话，你要对同志们有信心。”李润石顺手拿出了香烟，然后在程刚紧盯的目光下，又悻悻地放了回去。
这位老烟枪的瘾实在太大，若是在瑞金的时候还好，因为有家人在身边，总要为小孩子顾忌一些。
但现在苏区的工作性质就决定了，李润石真正留在瑞金的时间屈指可数，其余大部分时候，都是在各地四处奔波。
而一忙起来，再加上工作压力又大，就更不容易管住自己的手，比如今天的会议上，程刚就亲眼见到他全场不停歇，一口气抽完大半盒。
知道程刚这是在关心自己，李润石也没有对此多说什么，而是继续刚才的话题，“你还是需要注意，不能把历史上的情况带入进来，更不能因此而对一些同志存在偏见。
当时大家之所以会有不同的选择，大多数是源于时代的限制，如今境况不大相同，强行拿来比照没有任何意义。”
程刚则老老实实地点头，“教员同志批评得是，我一定要好好反省，同时加大力度，继续对王冥反复鞭尸。”
“你啊。”李润石抬手指了指程刚，无奈地摇了摇头。
其实正如程刚所说，时间线变动到这个程度，至少在中央苏区内部，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已经不多了。
李、伍、王、程四人的合作，足以让所有企图打破这个圈子的人，感到无从下手。
所以在意识到这点之后，王冥的第一反应，就是从其中最弱的一环，也就是资历或者说内部认可程度最低的程刚这里寻求突破。
但显然的是，王冥至今还没找着可以下手的地方，期间提出的一些关于程刚的问题，在对方坚实的物资基础面前，直接屁都不是，没有引发丝毫的波澜，反倒是自己的根子快被挖塌了。
像这种外强内干的投机者，赖以安身立命的本事无非就是立人设，王冥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在申城，都一直在努力打造苏联的忠诚学徒、土共的理论家这样高大上的牌匾。
这种模式放在一百年前的国内，其实还是挺吃香的，因为大家都不懂。
土共虽然也以共产主义为宗旨，但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学习成本实在是太过高昂，所以大部分党员都只能接触到一些其他人翻译缩减后的皮毛。
但越是学不到，就越是觉得人家厉害，然后只要有人给自己立住了“我最懂”这样一个人设，就能轻而易举地获取到极高的权威。
只不过这样的套路，在程刚面前实在太容易露出马脚了。
对于那些可以争取来的同志，他基本是不管的，全部交由李润石处理，但像是王冥这样的家伙，程刚是怎么也不可能放过，这不是一句不要偏见就能解决的问题。
若不是因为李润石的缘故，程刚现在没法对此人用上什么手段，否则早就将他直接人道毁灭掉了，哪容得此人继续在申城瞎逼逼。
既然如此，无法摧毁肉体，就要狠狠地鞭笞精神，先将这些家伙的人设给揭得一干二净，让其在党内彻底地边缘化，最后再来收拾，现在才不过刚刚开始而已。
李润石其实也差不多猜出了程刚的想法，但他的心里更加清楚，自己对于这位未来的同志，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约束力。
说得难听些，如果程刚真要一意孤行的话，那么没有谁能够拦得住他，甚至他这么做了，大家还得捏着鼻子帮忙擦屁股。
说到底，拥有穿越时空能力的程刚，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自由人，一旦他对于现状感到不满意，那么大可以拍拍屁股走人，而且不用承担任何的风险，日子说不定还能过得更好。
即便是有野心有抱负，以程刚的金手指大可以另起炉灶，到了那时候，土共这边说不得还得另外想办法与之搭上关系，寻求帮助。
所以真正对程刚起到约束作用的，就只有他内心的理想信念，以及他对于李润石个人的深切崇拜。
对于这两点，李润石与程刚相处了这么长的时间，以他的阅历和眼光，自然是将此看得相当明白。
所以一直以来，他对程刚都是尽量以引导为主，别看平时的时候，李委员骂起程部长来可以说是丝毫不留情面。
但在很多原则性的问题上，其实还是以李润石的让步和包容为主。
他是真的很看重这个来自现代的年轻人，而不是单单贪图于后者的奇特能力。
作者的话：更新送上，在这里给大家拜个早年啦，新年快乐 ^-^
第三百三十五章 周以力的一堂课
（12点半再看，需要修改错字，增加点内容）于都会议后，整个十月份，苏区内部又重新进入了一场学习的热潮，由高层开始，人人过关，不管平时的工作有多忙，都必须完成一定的学习任务，并且撰写相应的读书报告。
到了十一月，这股风潮不断向下蔓延，在高层逐渐取得共识之后，一些经过多次讨论精炼的理论文章，便开始流传开来。
周以力是红色中华社的主编，由他负责的同名报纸是当前中央苏区的绝对喉舌，他当初刚来这边的时候，也是对李润石的一些做法百般看不顺眼。
但是在见证到苏区所发生的一切之后，他的观念便很快发生了转变，而且比历史上的信念还要坚定。
而且李润石还知道，在另一条时间线上，这位同志和他一同喊出了“山沟沟里也有马克思主义”的口号，后来也是因为如此受到了强烈的排挤，长征是因病留守，最后壮烈牺牲。
如今的情况自然是大不相同了，周主编七年前参加革命，期间组织过多次工运、农运，具有相当的实践经验。
再加上他自来到苏区后，又因为工作缘故接触了大量的理论著作，补上短板之后，水平更是蹭蹭地往上涨。
报纸作为这时期最重要的宣传阵地，再怎么重视都毫不为过。
在其他人眼里，李润石把周以力安排在这个位置上，一方面可能是看重他具有和自己类似的经历（湘人、在潭州读过书、当过老师等等），另一方面也是人家确实有能力又有资历。
尤其是从11月开始，为了实现由上至下的宣传攻势，不少领导人都亲自在报纸上刊文，将他们这段时间的学习心得呈现出来，暗地里还有些相互争论的想法。
所以在里面，作为组织者的周以力自然就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有时候他还会自己下场，写文章，或者去学院演讲。
演讲也是一个相当有特色的活动，瑞金的工农兵学院，一直是整个中央苏区乃至周边地区的人才培养基地，几乎每个月都有一批新同志过来，然后又有人离开。
这些进修学员的来源五花八门，学校、工厂、村镇、军队，身份自然也是各有不同，学生、工人、农民、指战员，混杂在一起，然后根据各自的需要安排相应课程进行强化。
而在所有课程当中，理论学习肯定是排在首位的，除去少数几个专门教师外，大部分课堂上的老师，都是由党内的高级干部兼任，抽时间过来上上课，或者干脆搞一次演讲。
因为其他人工作更加忙碌，而且常常需要到处跑的缘故，周以力算是学校这边的常客，十一月下旬的一个周末，他一大早就整理好了资料，然后径直来到了学院新建的礼堂内。
这次的人数不算太多，大约四十来个，有老有少，周以力一眼望去，还能见到几个生面孔。
就像是平时上课一样，他提前在黑板上写下了几个大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后用着还带有些许湘音的普通话说道：
“马克思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曾经提到过：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
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经济基础的变化，迟早会导致整个巨大的上层建筑的转变。’
这段总结起来，就是我黑板上的这十个字，如果大家读过《资本论》的话，就会发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以说完全贯穿于整本书之中。
因此，只要是希望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革命事业，就必须深刻理解这句话的内涵。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得上周红中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专门将十月革命前后苏联的钢铁产量，与我国进行对比。”
教室不大，大家听得都很认真，有人还特地拿出了本子做着笔记，问题一提出来，大部分学员都举起了手。
周以力点点头，一直以来，红色中华报的印数并不算多，但在分配上，所有教育机构肯定是排在优先位置的，因此有这样的结果并不奇怪。
接着他继续说道：“既然如此大家应该还有印象，这里我再专门点出几个数据，欧战之前沙俄时代的钢产量为431万吨，十月革命后，苏俄退出战争，钢产量降至308万吨。
哪怕是后来因为三年国内战争的破坏，使得工业产能大幅下降，在经过数年的休养生息之后，还是很快恢复了过来。
那么去年我们国家的钢产量是多少呢？一点五万吨，甚至不够人家的一个零头，更何况，因为军阀割据的缘故，这些有限的产量更是分摊到了不同地方。
所以具体到某一座城市，无论是江城还是申城，我们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差距只会更大。”
周以力在谈论这些数字的话，心情和语气都是相当地沉重，国家的贫弱体现在方方面面，看到这巨大的差距，作为落后者在迫切希望改变现状的同时，又难免会感到深深的无力。
下面的学员也是类似的情况，只见大家纷纷低下头，捏紧双拳，却又不知从何处发泄这份情绪。
相对来书，周主编的内心要显得更加坚定一些，他相信自己已经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所以快速恢复过来后，他继续说道：
“我说这些不是要来打击大家的积极性，而是要告诉大家，两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完全不同，那么革命的形式也必须要有针对性的调整。
从数据上，我们就能得到一个很清晰的结论，现在的中国还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农业国家，工业基础极度薄弱。
正因如此，国内几乎大部分的城市，其实都是消费型城市，关于所谓的消费型城市，大家可以去看这个月二号，程刚同志写的一篇文章。
我这里简单介绍一些，就是说城市自身的生产能力有限，粮食、棉花、矿物、钢铁，这些最基础的生活、生产物资，都需要从农村购买，或者直接从国外进口。
除了申城、江城等极少数的大型城市外，一般城市生产出来的工业品极其稀少，甚至可以说完全满足不了自身的需要。
所以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城市其实应该是负担而不是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