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这样，每年应该缴的税才能征收上来，应该服的徭役工程才能有人去干。
如果没有数量庞大且广泛分布于各县的“吏”在中间起到这种沟通作用，那么整个帝国的治理体系都会趋于瘫痪，人力、物力资源也根本无法得到有效调用。
所以，杀人不但不能让“吏”的贪墨现象有所收敛，反而会因为阶层人数的减少，导致其中个体权力的扩大。
而个体的权力越扩大，其贪墨条件就越不受限，这一点是很好理解的。
那么能不能通过以建立监察制度为主要手段，来限制或约束“吏”的贪墨呢？
很遗憾，也不能。
因为“监察”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而只要是权力，就会存在被用于牟利的可能性，而且监察制度会随着建立时间的增加而被不断同化，是无法保证监察人员始终都能够负责任地行使职权的。
如果走这条道路，就会陷入东厂监督锦衣卫，西厂监督东厂这种套娃永无休止的怪圈。
所以，只能作为辅助手段。
那提高待遇呢？
“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待遇，注定不如士大夫，这是大宋的现实情况决定的......说白了，大宋就没那么多钱。
现在三冗已经快要把财政压垮了，若是打算单纯地通过提高“吏”的待遇来解决问题，再搞出个四冗来，那大宋距离财政崩溃就不远了。
更何况，有句古话说得好——人心不足蛇吞象！
提高待遇唯一发挥的作用，就是在“提高”的那一瞬间。
再往后，这些待遇，就会被视作理所应得。
这从历史上也可以找到比较典型的两个案例，那就是明代和清代的官员收入情况......明代官员正式收入极低，靠俸禄养家全家老小都得喝西北风，所以以清廉著称的海瑞，为母亲祝寿也只能买两斤肉，而清代官员则有高达俸禄百倍之巨的养廉银，正式收入极高，根本不愁钱花。
可结果呢？
结果是，不管是极低收入还是极高收入，官员照样都会贪墨无度。
所以，也不能采取提高“吏”的收入这种办法。
总而言之，以上这三种办法，陆北顾在现代跟姜星火在江大的办公室里讨论的时候，就已经都想到过了。
在明代，如果掌握了最高权力，还可以靠工业革命与皇权下乡这两种手段来瓦解“吏”在基层治理中的特殊地位。
但在如今的宋代，既不具备发展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皇权也存在先天孱弱的缺陷，实际可行的解决办法其实就更少了。
王安石灼灼的目光如同实质，紧紧锁在陆北顾脸上，等待着他的回答。
“王公。”
沉吟了片刻之后，陆北顾的声音如同投入深潭的石子，打破了暖阁里的沉寂。
“重典严刑，可惩一时之恶，却难断万世之根，而血流成河，非仁政所取，亦非长治久安之策。”
陆北顾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座众人，最后落回王安石身上：“在下以为，欲解‘无禄养之资，有破家之能’之困厄，非一剂猛药可愈，当三管齐下，方可稍缓。”
“其一，胥吏非天生恶徒，其剥民自肥，根由在无恒产、无恒心，故可酌定出一个胥吏开支范围，需使其足以养家糊口，免其冻馁之忧。此乃釜底抽薪，断其贪墨之‘不得不为’。”
王安石眉头紧锁，显然在快速思量此策的可行性。
“国用日蹙，百官俸禄尚需裁减，何以养此万千胥吏？且此辈多为本地世袭，家资未必匮乏。”
“王公明鉴。”陆北顾不慌不忙，“在下所言，并非是给每个胥吏发放固定俸禄，而是各州县所需胥吏开支的范围本来就有大概数字，便可如‘公使钱’一般形成定制，专用于胥吏支给......此钱来源，或自地方‘系省’钱物中划拨定额，或由转运使司核定，使其名正言顺，而非巧立名目，暗中摊派。”
听了这句话，王安石若有所思了起来。
自从在庆历二年中了进士之后，他在州县摸爬滚打了整整二十年，地方衙门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他再清楚不过了。
所以，王安石很快就意识到，这件事情是非常容易操作，且具有可行性的。
而这个想法，正是陆北顾经过岳州时，受到岳州军事判官王陶用“公使钱”请他们吃饭并赠送礼物所启发的。
——大宋的胥吏制度，为什么不学学“公使钱”制度呢？
既然“公使钱”这种地方自用里支出的招待费制度也是因习惯而形成的，并且在形成制度之后受到了相当的约束，那么胥吏所费同样是地方自用支出里的人员费用，同样已经形成了习惯，也可以制定成正式制度啊！
还是那句话，有制度，总比没有制度好吧。
因为大宋的地方州县衙门，本来就有雇佣胥吏这笔支出，只不过因为摆不到台面上，所以始终在用其他费用的名目来报账。
与其这么上下心照不宣地糊弄着过日子，还不如形成定制，将胥吏所费，如“公使钱”一般根据州县衙门实际所需，制定出大概的数字，这样也好进行核查......虽然核查通常就是走个形式吧，但还是有那么点账面上的威慑力的。
陆北顾见王安石明白了过来，继续说道。
“而州县衙门往往冗员充斥，人浮于事，十吏之中，恐有五六为冗，只要能把数字卡住，便可自然而然地起到‘汰其冗、留其精’的效果......至于裁汰谁，那是州县衙门内部之事，如此一来所费总额可少，而留存者却得享足够钱帛，其心可安，其行便可束。”
形成定制之后，就相当于把原本的潜规则变成明规则了。
这样地方州县如何给胥吏具体地分配这笔钱，以及为了维持基本的行政职能是否要裁汰冗员，那就是地方自己的事情了。
如此一来，就成功的将中枢和地方的矛盾，转化成了地方内部的矛盾。
第260章 流外入流
“以‘公使钱’为例，化暗为明，立定制以约束，不失为一条破局之径。”
欧阳修沉吟良久，才缓缓开口。
“然此策牵一发而动全身，‘系省钱物’之内明立条目，这等于是在已然绷紧的地方支用上又划出一块，很难讲是否会有其他变故因此而生。”
大宋财政里的收入项目或名目之专款、税目等，被统称为“窠名”，里面分为系省钱物、不系省钱物、封桩钱物、不封桩钱物和无额上供钱物等等类型......
而“系省钱物”这个术语是中唐诞生的，当时藩镇节度使会独立节流赋税不上缴唐廷，唐宪宗借着一度压服藩镇的有利形势才规定了“分天下之赋以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在财政收入上实行三级定额划分。
所谓上供是唐廷中枢的预算收入，由州郡提供上解；送使是诸道节度观察使的预算收入，亦由州郡提供解发；留州是州郡的预算收入。
而当时的军费不像宋代那样实行专款制度，如把末盐钱等收入专门用于军费开支之类，因此当时的军费都统一由度支钱开支，于是便出现了“系省”这个专门用语，到了宋代则演变成了复杂的财政预算项目里的一种，专指地方自留费用。
而之所以出现从唐代“三级预算制度”到宋代“天下支用悉出三司”的情况，自然是因为宋太祖定立的制度。
宋太祖一开始是设立转运使争夺地方财权，废除了“送使”这一环节，然后又加紧了对留州钱物的控制，下诏“诸州旧属公使钱物尽数系省，毋得妄有支费”，属于是一点都不留给地方，而到了真宗以后，尽管随着财政松绑地方逐步获得了一些财权，但始终也难以摆脱三司高度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
所以，从“系省钱物”里面单独划出一部分作为胥吏开支，虽然方法简单易行，但从财政角度来讲，其实是有一定引发连锁反应的风险的。
“接着说。”王安石催促道。
“其二，胥吏‘有破家之能’，皆因其掌文书之流转、握征敛之实权，而监督缺位......故而凡征缴赋税、丈量田亩、编造册籍等要害环节，应由官员复核签押方为有效，同时各路不定期遣人分组进行巡查，若有缺漏，则官吏同责，如此方能限制胥吏擅作主张、私相授受，使其虽有‘能’，却不敢擅用。”
嗯，就是巡视组了……
“其三，胥吏世袭盘踞，视衙门为私产，根源在于其永无晋身之阶，世代沉沦于‘吏’籍，与‘官’有天渊之别，故其子孙亦只能承其业，行其道，积弊遂成痼疾。”
陆北顾环视众人，说道：“在下斗胆一言，若想破此千年沉疴，当效仿前唐‘流外入流’之遗意，若能在州县衙署中择其通晓律令、熟稔庶务、久任无过且考绩优异者，许其参加以考实务为主的特定制科......通过后可授官职，纵是不入流之位，亦是登天之路！此门一开，犹如暗室启牖，使其知勤勉有报、未来可期，如此，方能真正激励其向上之心，约束其向下之恶，为吏治注入活水之源。”
所谓“流外入流”，指的是唐代官员入仕的三种途径之一，另外两种是科举和门荫。
其是指在中枢或地方各衙门任职的胥吏原本属于流外之职，也就是未被编入正式官职编制，但这些人任满一定年限之后，经过考试合格可以到吏部参加铨选，授予执事官或散官，进入“流内”，也就是正式官职编制内。
“由吏入官？！这岂非混淆流品，淆乱纲常？！”
程颐满脸的不认同，直接不满地开口道。
在他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观念里，“君子”与“小人”、“官”与“吏”的界限如同天堑，是维系社会伦理的根本。
让胥吏这等“操持贱役”之人跻身士大夫行列，简直是颠覆秩序，亵渎圣道！
梅尧臣也是面色微变，显然这个提议触及了士大夫阶层最敏感、最根本的利益。
有些事情，唐代可以做，但宋代不能。
因为唐代的统治阶层是门阀，是由血缘决定仕途的......门阀可不在乎给胥吏开个口子，在他们看来那些非门阀世家出身的官员，跟胥吏其实也没什么区别。
但宋代的统治阶层是士大夫，士大夫是普通人通过读书考科举这种“千军万马闯独木桥”的艰苦方式才实现阶层跃升的，所以绝不会允许其他阶层来挤占他们的生存空间，哪怕只是最末端的职位也不行。
这时候，张载的目光从窗外星空收回，落在陆北顾身上。
张载是有过一定地方治理经验的人，他很清楚，陆北顾指出的“吏治”沉疴，确实是横亘在儒家崇高的治国理想与蝇营狗苟的现实困境之间最坚固的壁垒。
重新使用唐代的“流外入流”之策，无疑是试图凿开这壁垒的一道缝隙！
可行吗？代价几何？
张载对此心中并无答案，但陆北顾这份直面核心问题的勇气，却让他心潮澎湃，忍不住想要击节赞叹，却又被眼前的凝重气氛所阻。
通过这两次青松社聚会，张载虽然明面上没说什么，但他对于陆北顾的理念，不管是哲学上，还是政治上，都产生了深深的共鸣。
曾巩则是抿紧了嘴唇，他既为陆北顾的见识感到惊叹，又为始终没说话的好友王安石捏了一把冷汗。
在场的人里，除了陆北顾，唯有曾巩知道王安石并非无意仕途，而是胸藏丘壑、锐意革新，只不过不曾在人前显露罢了。
而曾巩更清楚，王安石之所以如此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王安石真的打算以开封府为试点，进行相应改革！
那么，有什么改革，比吏治改革更适合王安石现在“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的差遣呢？
要知道，开封府的所有县、镇的胥吏，可都在王安石手底下管着呢！
而说白了，陆北顾不过是在聚会上议论国事时出个主意，在现在大宋宽松的风气下，这根本就不叫个事，但王安石若是按这个思路来在他的职权范围内进行改革，可是真的要承担风险的。
若是一个弄不好，这足以让王安石瞬间成为众矢之的！
曾巩紧张地看着王安石僵立的身影，手心里全是汗。
王安石却一直都没有说话。
对于他来讲，陆北顾的话，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他脑海中无数被现实束缚的构想，而“无禄养之资，有破家之能”这十个字更是反复锤击着他的心神。
“若是不解决这个根本，再好的法度，也只会沦为胥吏敲骨吸髓的工具......”王安石心头想道。
在鄞县、在舒州、在常州，他亲眼见过多少胥吏之害？又亲身经历过多少被胥吏蒙蔽的事情？
类同“公使钱”的思路是化暗为明，将地方衙门里那笔心照不宣的“胥吏所费”，如同“公使钱”一般从“系省钱物”中划拨定额，立定制，如此釜底抽薪，断了胥吏不得不贪的借口；再辅以官员复核、巡查同责，钳制其擅权之能，这思路虽非尽善尽美，却是在当下财政框架内，最具可行性的破局之点！
但最后那条“胥吏入流”，即便胆大如王安石，暂时也不敢去想。
此时，王安石脑中飞速运转，已经开始推演在开封府界推行前两项吏治改革的细节，以及可能遇到的阻力。
第261章 包青天
翌日。
嘉祐元年的冬风，明明刮在脸上都生疼，但蔡河两岸，却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砸！给本府砸干净！一片瓦、一根梁都不许留！”
新任开封知府包拯，一身绯色官袍，站立于狼藉的河岸。
他面带寒霜，冷冷地盯着眼前正在崩塌的豪宅。
就在他身前，开封府的工匠、衙役们，如同出柙的猛虎，斧凿锤钎齐下，一座座别院、水榭，以及精巧的假山花圃，在刺耳的声音中轰然倒塌。
飞溅的木屑、碎裂的琉璃瓦、崩塌的太湖石，混合着冻结的泥土，堆积在那被挤压得只剩原本一半宽度的蔡河岸旁。
蔡河原本是如天仙飘绦一般在开封外城的南城区环绕流过的，但因为这条河流沿岸景色优美，且地价相对内城便宜许多，所以许多有权势的宦官和勋贵都在这里购置地产。
若是单纯买房置地也就罢了，偏生他们都把自家的豪宅向蔡河方向延伸，将亭台楼阁建造到探入河道的位置，以便更好地欣赏风景。
如此一来，就让原本宽阔的蔡河变得异常拥挤，硬生生将这开封南城的血脉，堵得半死不活。
而去年那场淹没半城、哀鸿遍野的大水，对百姓生活造成影响之所以如此严重，蔡河的泄洪能力下降，绝对是重要因素之一。
故此，听闻新任开封知府正在强拆蔡河沿岸豪宅，得到消息来围观的市井百姓也越聚越多。
他们裹着破袄，缩着脖子，看着那些平日高不可攀的权贵家宅化为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