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十一世大喊着，我将如同闪电般归来，但罗马完全没有任何归来的苗头了。
汉室江山，代有忠良。
张居正思索了片刻，俯首说道：“南望九原何处是，尘砂黯淡路茫茫，是文天祥的绝笔诗，三百年前，文天祥被押解入京，在柴市被忽必烈斩首示众，他所说的九原，是九原郡，是阴山脚下，是赵国修建的边城，是秦时的九原郡，是秦始皇所修直道的北止点，是汉时的五原郡，是唐时的丰州，是现在的五原府。”
张居正完整的回答了陛下的问题，这就是历史的厚重。
“先生所言有理。”朱翊钧听明白了张居正想表达的意思，的确，王崇古的行为，算不上疯魔，甚至非常的克制。
“群臣上谏，请潞王就藩。”朱翊钧坐直了身子，说起了潞王大婚后的安排。
潞王朱翊镠荒唐，整个京师都是议论纷纷，请皇帝约束，也请皇帝安排潞王就藩，就藩之后，有损朝廷威严的荒唐事，都是在王府里发生，而不是在京师了。
潞王就藩的地方位于河南卫辉府，这座王府是在弘治年间修建，已经有至少七十年的时间，弘治十四年汝王朱祐梈到卫辉就藩，汝王朱祐梈绝嗣国除，王府无人居住到万历十年，早已是满目疮痍，朝臣的意思是将潞王就藩此处。
“卫辉王府破败，仍需修缮，臣以为不宜立刻就藩，朝廷绥远驰道、绥远矿业，度支紧张，修王府实在是无财用支出，臣以为先令潞王继续留在京师，以全潞王一片孝心。”张居正不认为封到河南是个好主意。
河南的王府太多了，清丈都是个老大难，这好不容易一点点把清丈进行了，这潞王就藩，恐怕不利于清丈。
朱翊钧开口说道：“朕打算把潞王封到棉兰老岛达沃城去。”
“陛下，这…”张居正对海外封藩之事，早有准备，但陛下就这么直接说出来了，让张居正一时间无法接话。
问题太多了，不是一蹴而就就可以解决的。
首先，李太后就不可能答应，棉兰老岛是什么好地方吗？那达沃说是棉兰老岛第一大城，吕宋第二大城，连红毛番算上，满打满算也不过二十万丁口，上海一县就有62万人，就那个破地方，去了也是对着大鳄鱼龇牙，什么破地方，也要让太后最爱的小儿子前往就藩？
李太后决计不会以为朝臣们是为了什么国朝大计，在李太后眼里，如此苛责宗室，就是在造反！
“臣以为不妥，仍需从长计议。”张居正并不想刺激李太后，或者说，不想改变当下大明顶层政治生态的稳定性，李太后现在的状态就很好，在通和宫里带孩子，那真的是儿孙绕膝，朱翊镠在潞王府完全足够了。
海外封藩，要一点点的来。
“宫里的事儿，朕来处置就是。”朱翊钧也不确定能不能劝说李太后，但这是开海的必然，否则海外总督府，永远就只能是羁縻性质，想要实土郡县，就必须跨出这一步去。
张居正依旧十分固执的说道：“陛下，潞王殿下太小了，此事兹事体大，容不得马虎。”
让一个温室里的花朵，直面开海冲突的最前线，这是一种很残忍的做法，潞王就藩达沃，结果就是潞王恐怕不能履行自己藩篱的职责，甚至还有生命危险，杀身之祸。
这不是张居正在危言耸听，棉兰老岛是土著、红毛番、倭寇、亡命之徒的大杂烩，矛盾冲突极为激烈，潞王这个年纪就是封藩过去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一旦潞王封藩出了意外，那海外封藩这条路就走到头了，日后再想海外封藩就是天方夜谭了。
朱翊钧思索了片刻，点头说道：“先生此言有理，封藩海外，的确是有点操之过急，为时过早了。”
张居正忽然了然，陛下本来就不想现在让潞王就藩，所以才提出封藩海外的说辞，这样一来，朝臣们鼓噪就藩的声浪，就会戛然而止了。
元辅太傅领会圣意。
“最近应天巡抚李乐奏闻了南京稽税院贪腐事，南京缇帅骆秉良上书请辞，朕驳斥了骆缇帅的奏疏，让他好好干，贪腐的事儿，查到处置便是。”朱翊钧说起了南京稽税院贪腐案，是海瑞奏闻的一件案子，一共三名提刑千户，共计‘贪腐’了三千四百两银子。
这三千四百两银子是去年户部审计的过程中，发现对不上账，才事发的，不长不短三个月的时间，算是查清楚了。
这三名提刑千户也不是拿钱落到了自己口袋里，是给了稽税房弓兵做赏银。
稽税院是地方分成三成，起运京师剩下的七成，这三成留存地方，利益划分是，当地衙门、负责稽税的稽税千户和弓兵是三方分润，所以稽税院办的大江南北遍地都是，每一府都有稽税房，每一县都有稽税巡检司，领若干弓兵稽税。
“臣会细心留意的，南衙谏台官要是闲的没事干，可以去疏浚水路。”张居正对这个案子很是关注，本来不是什么大事，南衙都察院的科道言官一直揪着说事，甚至连骆秉良都被弄的灰土土脸，只能上奏致仕了。
地方衙门没钱的时候，会到稽税房讨饭，稽税房也需要地方有司配合，所以只要不是过分，稽税房也会给银子，算是拆借，地方衙门都是没办法才跑到隶属于锦衣卫的稽税房借钱，大部分都会还上，但这里面有个时间差，弓兵的赏银得发，所以就有了这三千四百两银子的亏空。
这都是很正常的政事儿，但江南乡贤缙绅保受稽税院的困扰，这逮到了机会自然是往死了弹劾。
张居正准备给这些吃饱了没事干的科道言官找点活儿干，疏浚水路可是一个长期的活儿，长江四十万里水路需要疏浚，科道言官要是有本事，疏浚水路能卷出来，那自然是青云直上，卷不上来，就滚蛋回家就是。
缺胳膊瘸腿烂心烂肺贪腐成性的科道言官，也不知道在装什么干净人，嫌弃其头上有虱子？居然觉得稽税院这三千四百两银子，罪不容诛，按这个量刑的话，南衙那群酒囊饭袋的家伙，岂不是全都得拉去凌迟？
也不看看稽税院一年能稽多少税给朝廷，每一张催缴票，都是稽税院上下同仁，用脚一步步走出来的。
张居正对付言官从不手软。
“朕很不喜欢科道言官对大军北伐阴阳怪气，虽然他们奏疏里一个字没有提戚帅、京营，但总是鼓噪这类的风力，好像我大明京营在塞外刻意制造杀孽一样。”朱翊钧坐直了身子，说起了京师科道言官们的奏疏。
这些奏疏道理讲的很好，但这世间很多事不是讲道理就有用的。
草原人安生不下来，就只能南下劫掠，所以大明才需要王化草原，这是彻底的彼此和解。
大明军在绥远剿匪，由安抚转为了剿灭，这让主张柔远人、上天有好生之德的士大夫有些难以接受，从塘报来看，戚继光的命令非常严酷。
因为塞外的马匪，手段之残忍，是这群没见过世面的老爷们无法想象的。
割掉耳朵拔掉舌头就为了盘问粮食、杀人前还把头发全都薅去、把人摁在水里一遍一遍的呛直到呛死以此取乐、用还在燃烧的木棍插进下阴将女子活活搅死、把人扔进开水里用扫帚扫皮黑话叫扫毛、把孩子两腿劈开扔进热水锅里叫穷小子翻身…
戚继光知道这些后，下令诸营：但凡不投降，就坚决消灭！任何抵抗的马匪，无论在哪里找到，都要立刻消灭，只准胜利，必须要胜利！
河套人对戚继光剿匪之事，只有赞扬，甚至连救苦救难生人祠都立了好多。
朱翊钧思索了片刻，从袖子里拿出了一份名单，开口说道：“安逸的生活让他们产生了错觉，总觉安稳的生活是唾手可得的东西，生存，生下来活下去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是无数的战士从这个冰冷的世界夺取的战利品。”
“京畿两次被北虏所破，京畿震动不安，朕以为让这十几个人，前往开平卫和应昌卫，直面战争的残酷，才是解决之法。”
朱元璋有一套再世父母论，生下人的是父母，让人平安长大安稳生活的是君王，这套理论在封建帝制的大明是有合理性的，而朱翊钧套用了这个理论，将再世父母这个概念，扩展到了每一个为了大明这个集体公利奋斗的战士，为江山社稷负重前行之人。
将上报天子下救黔首的京营，塑造为刽子手的形象，这一点，朱翊钧不能接受。
名单上一共有十七个人，这十七个人，就是流放戍边的第一批，他们能待下去就待，待不下去就一拍两散，被褫夺官身功名，滚蛋回家。
“臣遵旨。”张居正看了看那份名单，有趣的是楚党、浙党、晋党都有，分布还算匀称，安稳平静的生活，让士大夫们总是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人教人，千遍教不会，事教人，一教就会。
张居正不认为陛下这个举动有什么不妥之处，就得让分不清五谷杂粮的士大夫们，见见世面，才能理解戚继光剿匪，为何会从安抚转为剿灭了，而且下的命令和当初平倭时几无区别。
张居正从文华殿偏殿出来之后，雷霆手段直接震惊了京堂，京堂十七人流放绥远，南衙都察院三十余名科道言官被送往了贵州改土归流、疏浚乌江。
至于骂名什么的，张居正早就不在意了，反正没人敢骂他。
这些处置都是以圣旨的内容下发的，是皇帝用过印的，到这一步，其实还有得救，那就是六科廊的六科给事中行封驳事，封驳皇帝圣旨。
六科给事中们则是直接关起门来装傻，谁爱去谁去！谁愿意去谁去，反正他们不去。
他们反而十分庆幸，这名单上没有自己。
六科给事中们之所以没参与到这些糟烂事里，是他们忙着找王崇古麻烦，正好躲过一劫。
这么一番折腾，反而有人开始应诏前往绥远了，再不去，坑都被人占完了。
第485章 到底是谁带坏了陛下？
六科廊的六科给事中也有话说，放着王崇古那么好的目标不去进攻，非要去说京营攻伐绥远，当初陛下当街手刃陈友仁的事，所有人都记得，陈友仁写了本阴阳怪气的《平倭记》，极力为倭寇粉饰，给戚帅泼脏水，最后被陛下当街手刃了！
皇帝当街杀人。
礼部跟进写了本《东征记》，详细的描写了当初倭寇的暴行和戚帅约束军伍的严格。
上报天子下救黔首，是长期实践的结果，不是一句口号，是事实。
有些事可以碰，王崇古，骂他就行了，谁让王崇古犯的错比天还大，连张居正都对王崇古常怀警惕之心。
有些事不能碰，张居正戚继光，那是陛下主少国疑时坐稳皇帝的柱石，但凡皇帝的心是热的，就会极力维护周全。
事情的发展总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绥远支边的问题，在降价和流放言官之后，立刻得到了响应，这也印证了戚继光对士大夫的判断，就是在讨价还价，当见到事不可为之后，立刻开始反复。
大明京营可以如期班师了。
按照礼部的估计，大明识字率超过了25%，可不是说那种只会写自己名字的就叫识字率，而是学完了四书五经的人超过了25%，这代表着大明有太多太多的读书人了，他们没有安稳的生活，人多，竞争就大，还不能操持贱业，否则就是有辱斯文，士大夫们希冀于皇帝能再涨涨价，结果等来了降价。
所以绥远支边的问题算是缓解了，而且随着三级学堂的建立，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缓解。
潞王大婚后的荒唐事慢慢落下了帷幕，潞王就藩的风力舆论也戛然而止，因为有知情人士透露：大明皇帝打算海外封藩，知情人士进一步透露，以潞王殿下贪婪的秉性和荒唐的作风，封藩海外，恐怕海商们叫苦无门。
虽然消息来的没头没尾，但就大明皇帝开海的坚决意志而言，就知道陛下恐怕是真有这个打算。
开海，是海商们不想讨论的问题，利益过于庞大，不如维持现状，还是让潞王继续在京堂胡闹吧，左右不过是一个亲王，又不是陛下。
万历维新正在深入改变大明的江山社稷，方方面面，政治、军事、经济和生活方式，都随着大量白银流入和新政的推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在这个剧变的过程中，大明正在逐渐变得强大，但维新的过程中也包含了尖锐的矛盾。
首先就是皇权的高度集中和各個阶级对权力索取的矛盾。
从张居正新政开始的万历维新，从一开始就是利用各种政策增加朝堂、皇帝的权威，来改变国家困于五疾的现状，是为了巩固皇权，皇帝是所有新政的基础，所以十年后的万历十年，皇权再次高度集中在皇帝本人手里，但显然习惯了道爷焚修、隆庆神隐的读书人，对这种局面的不满。
从连章弹劾王崇古、杂报对王崇古的疯狂反对，就可以看出，对于朝廷手太长、管太宽、管太严这种事，士大夫阶层爆发出的巨大不满。
这个矛盾是长期的，是集中权力和离散权力的矛盾。
第二个矛盾则是新政惠及的还是肉食者，肉食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十分明显的缓解，甚至部分自耕农、佃户承担了清丈带来的税收压力，这也是稽税院被恨的咬牙切齿的原因，新政的推行是随着行政能力的恢复，一步步推进的，强人身依附的关系并没有明显改变。
还田疏和请均田役疏，才能明显缓解人地矛盾、生产者和肉食者之间的矛盾。
普查丁口和废除贱籍，是请均田役疏的一部分。
这个矛盾也是长期的，是生产资料的矛盾。
第三个矛盾则上层建筑和下层基石之间的文化矛盾，新政主要惠及到了肉食者，松江学派自由派的变革，代表着肉食者们在新政获利，张居正在分配卷，对这个问题讨论的已经非常清楚了，同样承受变法的阵痛，但肉食者获利更多的情况下，穷民苦力就成为了牺牲品。
这种受教育程度的巨大不公平正在加速撕裂大明的上下，而官厂团造、工兵团营，以及围绕着工匠、军兵展开的三级学堂，就是为了缓和这种撕裂和矛盾。
这个矛盾也是长期的，是社会公平的矛盾。
缓和三个主要矛盾，就是大明当下制度设计的内因。
而王崇古给出的办法是更多的物质，张居正给出的办法是更多的货币，这并不是谁优谁劣的问题，没有张居正的新政，行政力量没有恢复，王崇古想做什么都是白瞎。
大明真的太大了，包容性很强，容得下这两个主张。
朝廷实行的变法，一定会引起旧有利益既得者的激烈反对，而封建帝制的政治生态，对不同政见的压制和排斥，流放贱儒到绥远支边和贵州疏浚乌江，就是最典型的压制和排斥，这一定会促使旧贵们，采取更加极端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物理上消灭皇帝、张居正、王崇古这个变法核心，是最好的办法，这看起来是个最优的解法，无论这三个变法核心谁死了，大明的新政都会戛然而止，但问题是：大明对此极为防范，大明皇帝连皇宫都不住了，通和宫的人事结构简单，守备森严，皇帝对士大夫常怀警惕之心。
这就是等级森严，阶级的直观体现，更高的阶级可以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来保护自己。
常用的落水这种过时的手段，就显得非常稚嫩了。
旧贵们更不愿意掀起‘民乱’来抵抗，比如进一步加高地租，促使佃户脱离田亩成为流民，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这是物理距离造成的。
大明皇帝远在天边，旧贵的粮仓就在眼前，流民的数量过多，揭竿而起的时候，旧贵先死就成了必然。
而且掀起民乱的恶果除了恶心一下皇帝，一定会加速地方工兵团营的组建，而工兵团营的生产方式，会碾压的、剧烈的改变旧有的、封建的、强人身依附的生产关系，这对旧贵们而言，还不如磕头当忠臣，至少陛下的变法，还是以稳定为主。
陛下手里有牌，可以应对旧贵们的挟民自重，这就是王崇古该死的原因，都是王崇古搞出的工兵团营，搞得大明乌烟瘴气！
陛下手里有两张牌，是旧贵们最害怕的，第一张是海贸，第二张是工兵团营。
朱翊钧将手中一本弹劾王崇古的奏疏放下说道：“这个光禄寺署丞萧德辉说的很有道理，他在奏疏里说到了当初王崇古僭越之事、张四维刺王杀驾和大火焚宫，提醒朕要提防王次辅的不臣之心，他说的很对，朕对王次辅的提防，表现的那么不明显吗？”
冯保思索了下说道：“王次辅现在如此谨慎，显然陛下表现的非常明显，为了全家活命，王次辅甚至连银子都舍得拿出来，崇古驰道、都江堰水利、三级学堂的赏银库。”
“若不是察觉了危险，想要王次辅吐银子出来，恐怕不那么容易。”
“有理。”朱翊钧笑着说道：“萧德辉他不是王次辅啊，他感受不到压力和头顶上的利刃。”
“朕是不是薄待王次辅了？”朱翊钧思索了一下问道。
冯保思索了片刻说道：“臣以为，确实是有点厚此薄彼了，都是给陛下办事，陛下从未回护过王次辅。”
冯保选择了实话实说，相比较陛下对张居正、戚帅的回护，王崇古也做了很多事，陛下从没帮过王崇古。
“嗯。”朱翊钧稍加思索，认可冯保的说法。
他拿起了一本奏疏，打开看了看，拿起了朱笔朱批道：“都察院总宪海瑞、李幼滋联合吏部尚书张居正上奏，诏黜刑部江西司员外郎艾穆等共二百六十四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