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果过于稳扎稳打，非要等到所有干部都准备好了再下手，也可能错失良机，甚至造成潜在的不公平，现有干部都出自老根据地，时间久了也会产生很多麻烦。
话说回来，这川省乱局可以说由来已久，自辛亥革命后，蜀地政局就愈发变得一团糟，各路军阀和地方官吏交织在一起，拼命地扩大防地，搜刮民财，充实兵力，都想凭借个人的武装实力来开辟一条通向权力的新路。
尤其是18 年实行了所谓的“防区制”之后，各大军阀纷纷盘踞在一块地方，自立法律，自委官吏，自征赋税，称王称霸，直接成了封建诸侯，把一个素称“天府之国”的川蜀大地搞得支离破碎，民不聊生。
据不完全统计，从12年到35年，短短二十来年的时间里，四省军阀大小混战就发生了470余次，平均每月两次。
这些军阀内斗，不仅造成了川省内部极度冗余的军队规模，还带来了愈发凋敝的民生经济。
比如在二刘争川之前，此地军阀光是正规部队就有刘湘的21万、刘文辉的16万、邓锡候的9万人，田颂尧的6万、杨森的5万，加在一起都快60万了，这还不包括数不尽的地方民团和地方武装。
看似声势浩大，实际不过是一个轻易便可戳破的气球，否则红军也不可能早在32年就于陕南川北一地站稳脚跟。
这些庞大的军队，一方面快速地吞噬着川蜀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另一方面对整个社会生产的破坏也达到了空前的地步。
大小军阀把底层士兵当炮灰，把农民的田地当战场，将农民的财产当军需，强迫农民当力夫，给贫苦百姓带来极大灾难。
为了扩军混战，许多军阀都规定“一户之中三丁抽一、五丁抽二”，而事实上若是没钱贿赂，就算是家中独子也会被强行抓捕。
每次征兵的实话，团总、保正、牌首等便开始乘机敲诈勒索，无人当兵的农户便要强征所谓的“壮丁费”。
如果在一个区域内拉不齐分配的壮丁数目，遇着四、五十岁的农民也绳拥索绑，刮了胡子凑数，搞得农民白天不敢出门，晚上不敢在家里睡觉。
以至于有的人甚至忍痛砍断自己的右手食指以逃避当兵，有的则远走异乡或隐匿深山老林，也有的长期无偿地给地主当长工，或将自己的老婆孩子给地主当家奴，作小老婆……
而那些被强拉去穿上军衣的农民，也成千上万地死于战场，侥幸存活下来的，很可能到了家乡之外便开始助纣为虐，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这些便是土共自32年之后，不断从南边收集到的情报，更为可笑的还有川省军阀在防区内实行的田赋“预征制”，一年数征，年年预征，逐年增加。
比如就在红军抵达陕南的第二年，隔壁刘存厚统治的川东北地区，田赋就直接预征到民国72年(1983年)，另外田颂尧所统治的川北等县，田赋也预征到民国40年(1951 年)。
结果随着土共中央的到来，川北多地的平衡就此打断，不久便引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红军趁此机会在川北打开局面，算是为今年的入川做好了铺垫。
可惜限于全国的总战略需求，红军在拿下广元、巴中等要地之后，便没有继续对南面平原地区发起进攻，而是默默积蓄力量。
可这种潜伏起来的威胁，不仅没有让那些军阀就此止步，甚至为了组建更多的军队以抵御共军，情况反而愈演愈烈起来。
其中最夸张的是广安的杨森，每年都要预征6-7年乃至于11、12年的田赋，去年更是厉害，直接就预征了30多年的田赋，就这么征到了西历1990年。
种种乱象，使得整个川省直接成了随时都可以点燃的火药桶，土共虽然迟迟没有下手，但暗中做的工作可是不少。
再说了，川省之内的这些军阀混战，在饱经生死考验的红军眼中，简直和小孩子过家家没有什么区别。
为了尽快拿下川省，红军总计出动主力6万人、民兵部队8万人，以及早已准备好的近万名各级干部，以川西为主，川东为辅，径直南下。
从地图上看，陕南红军共计兵分三路，按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三条传统出川路线行进，甚至陇南也派出了一支山地部队，走阴平道入蜀。
另外鄂西的红二方面军也直接穿过大山，与盘踞在川东的遭殃军胡宗难部交战，使其不得不困守原地。
与此同时，川内各地的地下党员纷纷带领贫苦群众行动起来，包括川军当中，也有不少部队选择了阵前起义，兵峰所至，毫无阻拦，简直势如破竹。
不到10天的功夫，红军便拿下了川西的蓉城，至于川东的渝州暂且还没消息传来，但大概率也用不了多久了。
听闻这个消息之后，外界在惊诧之余，却又觉得实属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无他，共军连日本人都打得过，难道还拿不下一个“小小”的蜀地么？
如今共党凭借西北五省之地（陕、晋、甘、青、察），便能与日本分庭抗礼，若是能够掌控更加富饶的川蜀盆地，那实力无疑将会更上一层楼。
这点认识，就连只听过三国故事的闲汉都能说得头头是道，更何况人家一个或可问鼎天下的大势力。
反倒是共党一直拖到现在才对川省下手，这才是让外界很难理解的地方，倘若共军能够早日打进川蜀，或许连北平都不用丢了？
当然这种言论在土共看来，未免有些过于肤浅了，就在几年前红军还没和日寇较量几轮，而日寇也不曾对关内动手的时候，国内的舆论可完全不是这般模样。
正因为日寇已经完全打进了国门，让不少国人感受到了强烈的危机感，而共军又是唯一一支可以挡住日军脚步的中国军队，这才让不少人的观念开始转变。
否则川军的抵抗也不可能如此羸弱，刘湘本人更不可能轻易低头表示合作，土共想要拿下川省，费的功夫只会比这多上好几倍（虽然翻几倍后也并没多少便是）。
不过进驻蓉城还只能说红军从名义上控制了川西地区，遭殃军派驻川省东部一线的部队，肯定要比一般的川军更加棘手一点，以至于拖累了红军拿下全川的步伐。
川省是中国内陆大省，特殊的盆地环境使之自古以来就形成一个颇具特色的区域空间，人称“天府之国”。
川蜀盆地外围的每个方向几乎均为层峦叠嶂的高山，所谓蜀道艰难莫非如此，就连唯一一条至关重要的水道，都有三峡阻碍，就更不用提川北陆路了。
而在土共控制陕南，进而染指川北乃至陇南之后，果党也连忙掺和了进来，派出胡宗南带领遭殃军进驻了川东。
六年前的中原大战，刘文辉公开附和“反常”阵营，而据守川东门户渝州的刘湘却截然不同，居然号召渝市党政军各界“救党驱汪”。
于是有了这份情谊之后，常凯申便开始支持刘湘统一川省，仅31年春便一次性馈赠了五千支步枪，外加五百万发子弹。
后来刘湘能够在二刘争川中胜出，与金陵政府的支持也脱不开关系，尤其等红军到了陕南，为了尽快平定匪患，常凯申对刘湘的扶持更是到了不遗余力的地步，而作为代价，渝州肯定是要让出来的。
刘湘“安川”有术，面对红军却束手无策，几次进攻川陕边区根据地均告失败，不过令人宽慰的是，川东的遭殃军同样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加之当时红军无意南下，于是局势便这么僵持了下来。
——这该死的既视感……
去年红军先晋后甘，声名赫赫，引得其他军阀不得不纷纷抱团，以至于变相地加强了果党的号召力。
于是常凯申趁势电召刘湘前往金陵，商讨川省“剿共”及整理川政办法，大体决定仍由刘湘负责军事指挥，金陵尽量补助饷款、械弹。
到了去年下半年，行政院终于决议改组四川省政府，由刘湘任省主席，作为“回报”，刘湘“允许”常委员长组建参谋团，正式入主渝州统管剿赤防赤事宜，遭殃军也趁机继续强化了川东防线。
若非不愿太过刺激刘湘，常凯申甚至还想把更多嫡系部队调入川东，个中意图不言自明。
毕竟如今中国腹地，共党占了一个西北长安，只剩下西南的川贵地区就成了唯一一个，将来可以作为后方的区域。
对于日本人，果党上下都有着深深的恐惧，眼下虽然被共军连带着稍稍增长点信心，但那也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他们把自己的后路可是看得小心得紧。
和土共相比，果党毕竟把持着长江，又接着剿赤之名进入川东，进而沿嘉陵江层层布防，在川北一线布置了重兵，就是提防共军趁虚而入拿下川省。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共军只是稍稍派出几支佯军牵制，便将胡宗难彻底拖住，进而拿下了轻松拿下了蓉城。
其实说实在的，蓉城作为整个川省的重心所在，在政治上虽然至关重要，但军事却不得不面临着诸多威胁。
前人有言：“蓉城之险，不在近郊，而在四境之外也”“据蜀者必东据江陵，北守汉中，川蜀之险方称稳固”便是如此。
所以在陇南汉中都已入土共之手的情况下，果党就算派出重兵把守那也无济于事。
就算胡宗难有意援驰蓉城，最后的结果很可能还是以失败告终，甚至把自己也连累进去。
相较之下，或许尽快退守渝州，以此地四周环山，长江和嘉陵江环绕，只有西部与陆地相联，易守难攻的优势，或许还可以稍稍维持一二，不至于彻底丧失川渝。
至于将来能够如何，先保住自己的这点仅剩的实力再说吧，否则即便他胡宗难号称“天子门生”，也承担不起丧失蜀地的责任。
但现实又岂能如人所愿。
第五百六十七章 越来越不行了啊
！
八月底九月初，仿佛就在转眼间，川蜀大地的局势便彻底扭转，整个川省只剩下胡宗难的遭殃军第1师，还在川东地区负隅顽抗。
其他军阀要么早就被红军平定，要么先后宣布加入统一战线，川西北的邓锡侯抢在最前头，再等红军夺取蓉城之后，刘湘的通电也传遍全国了。
事已至此，谁还不知道果军在川省的大势已去，胡宗难自己除了手中的嫡系第1师之外，就只剩下收编来的几支川军部队，拢共加在一起也不过七八万人，又如何敢于和共军硬碰硬。
毕竟那些杂牌军是何实力大家都清楚得很，拿去打共党的游击队都力有未逮，平时欺凌乡民倒是起劲得很。
所以在以往谋划时，胡宗难下意识就只会算上他的第1师，也就是不到2万人，这还是他费劲功夫扩编后的结果，顶多再加上这两年细心经营的旁系三、四万，这便是他的所有底牌。
可想要用这点兵力挡住共军，胡宗难实在不抱有什么太大的希望。
所以当蓉城陷落的消息传来之后，他压根就顾不上抵御北边和东边的共军，生怕稍不留神就要落入四面合围的境地，一路沿着嘉陵江讯速退到了渝州。
至于收复蓉城，那可算了吧，胡宗难就连已有的川东地区都不敢多待，能够守住一个渝州就已经不错了，实在不行的话，起码还能顺江而下回到江城。
只是这可就把旁边的杨森给坑了一波，原本那位自从被赶出蓉城之后，就如同丧家之犬一般窝在广安这片狭小的角落里，只求能够继续当个土大王，再无大志。
所以当胡宗难带兵进入川东时，杨森也算是将这位“天子门生”伺候得相当妥当，一应孝敬从来就没少过，无非图着人家能稍微照顾一下自己而已。
可谁曾想当共军真的打过来时，老胡的决策能够如此果断，先是坐视杨森所部被共军围攻，无论其如何求援都毫不动摇，之后甚至直接拍拍屁股走人，一点也不顾及“旧情”。
这也难怪，仓皇逃窜之中，胡宗难就连自己的老本，嫡系第1师的部队都丢掉了至少一半，哪还有精力去照顾其他的杂牌，后者能够给他稍稍吸引一下共军的注意力，就已经物尽其用了。
顺道这里还发生了一点小插曲，当红二方面军进入川东时，见势不妙的杨森就曾派人送去消息，表示愿意起义投靠共党。
收到这份情报之后，下面的同志立马向刚刚被派来红二，同时也是此次东线红军总指挥的刘伯成汇报，随后刘帅直接回了一句：
“千万不要这些人，别理他！你们做起义工作，不要找这些人 。”
这便牵扯到当年刘伯成和杨森的一段恩怨了，十年前，他与杨闇公同志领导顺泸起义时，刚一有起色就遭到了刘湘的残酷镇压。
为此，杨、刘二人不得不争取杨森支持起义军以牵制刘湘，可杨森对此虚与委蛇，表示愿意支持革命，却又在起义军危难之际坐视不救，致使起义军失败。
最后杨闇公同志不幸被俘，惨遭杀害，刘伯成也是辗转脱险，之后便参加了洪城起义。
包括王老总当年也曾做过杨森的工作，但此人仍然是采取两面三刀的策略，略表面应付，虽小有帮助，但一直死心塌地站反动派的阵营之上。
显然，这回杨森之所以表示愿意起义，不过只是见到共军势大，自知如果顽抗，也难逃被歼的命运，妄图以此自保而已，这种毫无信用的墙头草又有什么统战的价值。
相较之下，刘湘虽然也欠下了土共的不少血债，但好歹此人的立场勉强还算坚定，在土共不便四面树敌的情况下，多少有点充当“马骨”的作用。
这点从红军对刘湘部和杨森部的处置上也能看出，前者起码还有阵前起义的机会，后者就必须全部缴械，没有半点二话。
至于杨森自己倒是跑得挺快，见到引以为靠山的胡宗难向渝州转移之后，他连自己的部队都顾不上，也跟着跑到了那里。
至少他在城内还有不少“笼灶”（浮财），拿来当个富家翁是肯定没问题的，倘若有机会得到金陵的垂怜，或许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只不过这些算盘打得精妙，却挡不住大势所趋。
另外一边，见到自己的学生不愿和共军硬拼，常凯申也只能是怒其不争，随后连发好几道电报，要求其要与渝州共存亡。
倘若守不住渝州，那你胡宗难也没有回来的必要了，反正早死也是死，晚死也是死，又有什么差别。
当然了，上面这段仅仅只是常公没有说出口的气话而已，但自家的这群手下太过窝囊，不设法逼一逼怕是不行的，对此常公只能表示，自己也很心累啊！
但问题是，差距已经拉开到了这个地步，早就不是单纯一两个将领能够改变趋势的了，与共党斗了这么多年，胡宗难亲眼见证了对手的成长，心里的恐惧愈发加深，实在没有多少与之抗衡的斗志。
实际上，早在共军发动川蜀战役之前，胡宗难就曾建议常凯申应该尽快放弃川北防线，全军转进至川东地区，避免被共军包了饺子，这样多少还能守住渝州一地。
但是常凯申哪里听得了这种丧气话，不仅直接拒绝了这个建议，而且还臭骂了他一顿。
再等到八月底的时候，共军在汉中等地出现明显异动，凭借着多年以来的“剿匪”经验，胡宗难立刻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随后不久，胡部布置在广元和巴中南面的防线被陆续击溃，其主力部队也被困在南充附近，这时的情况已经相当不妙了。
鉴于如此，胡宗难立刻于9月1日在司令部内制定了一个突围撤退计划：让两个团分别在北面和东面牵制警戒，接着再派一个旅向渝州转移，其余各部队依次掩护撤退。
他的这个计划如果真的执行了起来，不说能够完全保住自己的核心部队，起码不会受到现在这么大的损失，守起渝州来也能稍稍轻松一点。
正巧当时常凯申就在渝州视察——见到共军和日军在那死拼之后，自觉稳坐钓鱼台的常公，倒是有闲暇关注起了后路事宜。
于是胡宗难干脆当面把计划交到委员长的手里，可看完计划之后，常公却对他说：“你的这个计划我不能同意，你部现在必须死守川北。
你要放心，现在川蜀一地不仅有你的嫡系师，还有西面刘湘的十余万大军，更何况日本人也收到了消息，答应我们加大对共军太行防线的压力，所以你是没有后顾之忧的！”
对此胡宗难还不肯死心，按说委员长也算是说得很到位了，但他的直觉却告诉自己，共军怕是没有那么好对付，可他后面又设法找委座请示了好几次，常凯申依旧表示拒绝。
然后没过几天共军便打下了蓉城，刘湘的那十余万大军压根就没到半点作用，被果党寄予厚望的日军攻势，也未能牵扯住共军在蜀地的步伐。
见到形势不妙，常凯申哪里还敢在渝州久待，赶紧于9月7日乘坐军舰跑路，临走之前还不忘命令学生胡宗难一定要守住渝州，与渝州共存亡，对了，等回到江城后，常公的电报还发得更勤了！
此时的胡宗难对于能不能守住渝州已经根本没有半点信心，因此对于渝州的防务也没有进行太多的部署，听天由命吧！
他天天都在计划着如何把部队从渝州撤出去，但常凯申始终拒绝胡宗难放弃渝州的请求。
要说起来，见到战事果然如胡宗难所料，常公的心里未必就没有懊恼，但以他的性子，大概又会把这种悔恨变成对下属的怨气，然后继续固执己见。
被常委员长如此逼迫，实在没得办法的胡宗难也只能气愤的说道：“委座要我们自杀成仁，那我们就在渝州同归于尽吧！”
最后，9月20日，从东、北、西三面而来的红军终于逼近到了渝州附近，对此地形成了包围之势。
而胡宗难呢，“斩钉截铁”地坚守渝州不到10天，却还是赶在九月的末尾仿效校长作风，搭乘轮船仓皇逃到了江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