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刚开始过来买药的人并不算多，毕竟土共又不是拿出磺胺那种大杀器，只是弄了点不易引人注目的常见药试试水。
这时候的西药也才刚刚起刚步，种类极少，像是阿司匹林这类的化工合成药物就已经算是高新技术了，毕竟德国拜耳也只是在1899年才申请的阿司匹林专利。
随着欧战德国的战败，拜耳公司的海外资产(包括专利和商标)都作为战争赔偿，被英法美等国等获得，所以现在几乎每个工业国都有自家的阿司匹林生产线，很容易掩人耳目。
而且无论哪家的生产线的产能都比不过现代，程刚随便拉来一吨两吨的高纯原料，就足够药厂生产很久了。
于是这种成本上的差距，就使得土共根据地出产的“洋药”逐渐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青睐，俨然成了个新兴牌子。
再说回来，土共生产洋药一事外界自然是无从知晓的，包括宋先生在内的友人也只是知道个大概情况，对于细节并不清楚。
所以在蒋光鼎和蔡廷恺看来，当年共党赠送的药品肯定还是对方从外界购入的，既有渠道经办此事，又能大方到将珍贵的药物送人，足以证明共党的实力和诚意。
很快，19路军因为执意抗日，不得常凯申喜爱，没过多久就被打发到了闽省，然后和土共之间开始了长达三年的眉来眼去。
期间双方也不是没有过摩擦，毕竟蒋、蔡二人再爱国，也改变不了他们军阀的本质，当年蔡廷恺参加洪城起义之后，没走多远就自己带着队伍跑了，足以说明他和组织之间并非一路人。
不过19路军好就好在这个军阀帽子，平日里红军既没少和对方干仗，也没少打闽省军阀的嘴炮，总算是勉强掩盖住了双方来往日益密切的实质。
如果让外界知晓共党已经把19路军渗透成了一个筛子，那么闽东这个难得的对外港口，无疑将会面临更大的打击，这对于革命事业显然是极为不利的。
为此，土共甚至竭力规避了“闽省事变”的发生，让蒋光鼎和李济申等人联手反常，实在没有什么前途，还不如继续维持之前不公开的合作。
33年底的土共已经不需要什么形式上的支持了，实打实的贸易好处才是最有价值的。
在这方面，闽东的19路军绝对堪称典范，拿得少，卖得多，除了用来装点门面掩人耳目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正面或负面效果，实在是最佳的合伙人选。
只是当事态发展到后头，蒋、蔡二人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那就不知道了，反正这也无关紧要。
在一二八抗战中被打到半残，之后又在土共的暗中辅助下回血的19路军，其接受的宣传教育丝毫不弱于东北军。
若是在战场上和红军对阵，19路军首先就得打个战斗力减50%的debuff，更不用说土共还在他们的中基层军官和士兵当中发展了不少党员，若是愿意的话，让其一天之内变色都有可能。
只是闽东有两个劣势，一是交通不便，尤其与赣南之间隔着一条武义山脉，瑞金和长汀之间的山路就已经算是最便捷的通道了，可大宗商品的往来依然存在不少障碍。
为此，这些年里华南局不得不花费大力气拓宽道路，甚至还专门铺设了一条锐长轻便铁路，以加强赣南和闽西闽东之间的联络。
但自然条件带来的麻烦好办，另一个来自外界的麻烦却很难处理，随着湘赣闽粤根据地与闽东的往来愈发密切，反动派们也不是傻子，自然能够察觉出其中的不对劲。
原本闽东的厦、福、漳等城市确实是国内有名的港口，可几十年来商品吞吐量一直保持着稳定，很少大幅波动。
可为何自32年之后这数字一年比一年飙升，肉眼可见那些港口进进出出的船只越来越多，这背后的原因傻子都能猜得出来。
之前外界没有注意到也就罢了，一旦把视线投射到了闽东，各种明里暗里的小动作肯定少不了。
大概从去年年底开始，往来闽东港口的商船就屡屡遭遇各种形式的检查以及袭击，其中既有金陵政府的指示，也有日本人的授意，甚至还有日本军舰直接下场抢劫船只的情况。
因为被抢的大多是中国船，船主哪怕有再多的冤屈也无处申报，就算被打碎了牙都只能含泪吞下。
有时候消息的传播又能变得相当迅速，没过多久，除了个别背景深厚的商人之外，就很少有人敢来闽东做生意了。
这次土共派出代表前往美国沟通合作事宜，除去大采购之外，解决南方根据地的贸易问题同样是其中一个目的。
毕竟日本人哪怕再丧心病狂，也不会在这时候对美国商船下手，而恰好现在美国又是从中国进口最多的国家之一，虽然只是些猪鬃、桐油之类的初级原料，但积少成多之下还是能办成不少事的。
将大宗商品的贸易交给美国洋行经办，中间必然要损失掉很大一部分利润，但现在的土共缺的不是那一成两成的钱财，而是能够稳定输入紧缺物资的渠道。
反正对于土共来说，在采购中最为昂贵、占有资金最多的高精尖机器设备都不用进口，总量较大但均价不高的石油、橡胶等原材料才是大头，哪怕亏本做生意，在全局上看也是赚的。
否则全靠程刚的运力来为飞机提供燃料、为战士装备胶鞋，这才是最大的浪费，刚开始的几年里，部队总数不多时还能这么干，现在动不动就几万十几万的队伍，再大的金手指也搞不定。
其实从一些细节中就能反映出局面的转变，最开始的时候，红军还能专门武装一批穿着胶鞋戴着钢盔的先锋队，可等兵力扩张之后，虽然也有类似的组织模式，但装备已经和一般士兵没有太大差别了。
当然最明显的表现还是红军指战员们穿的鞋子，从井冈山到赣南大家都穿的草鞋或布鞋，顶多在鞋底缝上一块耐磨的橡胶片稍稍提升下寿命。
29年在瑞金扎下跟后，依靠程刚援助的橡胶，军工厂也尝试性的组建了胶鞋生产线，但有限的原料很快就无法满足部队的扩张需求，后来还是不得不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碰上扩军较快的时候，大家连橡胶片都用不上，顶多使用工厂机器加工出的草鞋底，勉强增加点耐磨性，同时节省一些打草鞋的人工。
至于这种半机制的草鞋，固然比手工草鞋好些，可使用寿命依旧相当拉胯，每次急行军之前战士们都得提前准备至少四五双才行。
这就纯粹是不得已之下的办法了，一直到现在各个根据地都在广泛使用草鞋和布鞋，胶鞋仍然属于极为少见的稀有品。
相对而言，华南局这边因为有闽粤两省的渠道，其实还能算是兄弟单位里混得最不错的。
中央根据地虽然与外界闭塞，还因为工业发展得最好，所以也不算太寒掺，只有夹在中间的湘鄂西和鄂豫皖的华中局最穷，这也是没得办法的事情。
石油和橡胶这两种原料即便在化工技术已经足够发达的21世纪，仍然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军事物资，更不用说合成科技才刚刚点出来的二战前夕了。
好在的是，石油暂且不提，橡胶对于仍以轻步兵为主的红军而言，暂时还只是一种锦上添花的物资，胶鞋固然好用，但没有胶鞋也可以想办法克服。
以土共现在的技术实力，与其花费人力物力去想办法搞些高成本的替代品，那还不如专心打通与外界的渠道。
比如这次和苏联建立联系后，土共要求最多的原材料就是橡胶，这比费心费力地在西北种橡胶草，然后再投入大批设备提纯甚至合成出橡胶的法子，其实还是要可靠不少。
至于石油也是类似的道理，考虑到现在空军对于战争的重要性，再加上战时后勤线上卡车的作用，油料对于土共的意义甚至还在橡胶之上。
说来这时的德国人倒是早就点亮了煤变油科技，但为此建设的工厂都足够土共建立好几座合成氨厂，只要稍稍衡量一下其中的取舍，就知道应该做什么选择。
不过石油相对于橡胶有一个好处，中国内陆确实没法种植橡胶，但油田总是存在的，尤其是西北地区，以哪怕是眼下极为落后的采油水平都有油田可用，这些便是后话了。
除此之外，只需从地图上观察就可以发现，现在的红色根据地存在一个很麻烦的问题，那就是各个根据地之间是相互割裂的。
这主要源于当初发展根据地时，同志们都是尽量选择敌人最薄弱的地区起步，然后逐渐向外扩张，直到遇到难以跨越的障碍为止。
当年也不是没有同志执意打通各个根据地之间的联系，30年李利叁的左倾冒险主义就是打的这个主意，号召全国红军饮马长江，围攻江城，结果自然是以失败告终。
后来随着革命局势的发展，尤其是程刚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沟通根据地对于土共的重要性就显得并不那么显著了，所以32年打下江城之后，红军才会如此痛快地放弃看似极为重要的城市。
但时过境迁，事物总是处于不断发展的态势，在程刚的居中协调之下，各根据地之间倒是不用太过担心物资问题，可人员的相互闭塞却逐渐成了个麻烦。
往往山头主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大家互相之间少有往来，短时间内还好说，时间长了之后难免生分，甚至产生些许隔阂也不一定。
从32年中央离开赣南向北发展，到现在马上就要过去三年时间，长江北岸的华中局还好说，起码和中央之间一直有少数干部流动，而华南局这个原来的中央苏区，却是已经独立于核心之外多年了。
正好现在全国格局暂定，常凯申对湘赣闽粤根据地发动的围剿直接无疾而终，原本紧盯的封锁线也稍有放松，一次新的北上计划，便就此拉开了帷幕。
与之前几次不同的是，这回红军的方案是先跨过湘江，然后在红二方面军的接应下，由湘西鄂西一带渡过长江，只要到了长江北岸，后面的路程其实就没有什么悬念。
至于这条线上唯一可以称得上阻碍的势力，主要还是仍占着湘江一线的桂军，不过这次土共并不打算像对付阎西山那般和李宗人大打一场，若是能够通过政治手段沟通清楚，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其实现在的红军和桂军，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去年桂军响应了金陵政府的“号召”，参与到了对湘赣边区的围剿之中，毕竟在李宗人和白崇喜看来，有洋人撑腰的国军怎么都不存在输的道理。
可是谁又能料到，原本以为只是痛打落水狗的战争，最后却成了一场稀里糊涂的烂仗，共党在此战中暴露出来的实力，可是让李宗人在这半年里一直都睡不好觉，潭州也不敢待下去了。
自打出兵之日起，桂军最远不过打到了平乡，就连最值钱的煤矿都没有占全，就被共军的游击队给切断了后路，然后又在猛烈的炮火面前仓皇逃窜。
与有着洋人支持的国军不同，桂军在此战中搞不了奢侈的堡垒战术，所以还是用着军阀混战中的老一套打法。
或许是为了给这个从未吃过教训的敌人一次狠的，鹏石穿在对付桂军中使用的火力甚至比对国军还要多出一倍，战后李宗人的肉疼可想而知。
正是去年把桂军给打疼了，方才打出了现在的和平。
北方红军还未进入晋省的时候，桂军就老老实实地派代表过来找华南局和谈，之后见到共军在晋省势如破竹的架势，提防之下，李宗人也彻底断了主动招惹对方的想法。
倒是共党透露的生意引来了李宗人的注意，陈济棠这厮虽然号称桂系，但与李、白二人的关系向来不紧不密，借着给共党做二手贩子赚得盆满钵满，也没想着给大哥多分润一点。
不仅如此，明明已经赚得够多了，陈济棠依旧表现得贪得无厌，趁着国军围剿的时机大幅调升税率，属实对自己没点底数。
于是乎，已经开始服软的正统桂军便成了一个更好的合作伙伴，大家有钱一起赚，借条道过个境倒也不是什么大事了。
第五百三十三章 伟大征途的意义
35年5月，一支打着土共华南局北上抗日先锋队旗号的队伍，先是在平乡举办了一场誓师大会，随后大摇大摆地来到槠州，并在此渡过湘江，一路向西进入湘西地区。
这支足有一万两千人的队伍，在桂军的地盘上浩浩荡荡地通行，无论对于地头蛇还是过江龙而言，都是一次极为挑战神经的举动。
哪怕已经和共党进行了数次沟通，也了解了对方在抗日方面的决心，李宗人还是难免会萌生忧虑，害怕共军实际是在行假道伐虢之计。
这也不难理解，以现在土共表现出的战斗力，若真是赖在槠州不走的话，估计桂军也很难轻易从他们手中将这座城市夺回来，而一旦失去槠州，下游的潭州便无甚天险可言了。
要知道，两年前的共军可是就敢直接在湘江边炮轰洋人军舰的，而若是换了桂军处在岸边，共军只需把大炮搬到船上随意轰击几轮，怕是就直接作鸟兽散吧。
至今洋人军舰最远也只敢跑到潭州，再往上游就鲜有涉猎，这便是托了共军的“福”了，最近两年里只要有洋舰敢越过潭州，共军便会派出小分队袭扰，久而久之居然还约定俗成出了一定的“默契”。
只是这个默契的存在对于桂军而言，实在是摆不上台面，毕竟这几年来湘江沿线可是他们的地盘。
洋人军舰在湘江通行也就罢了，共军也时不时跑到岸边和洋人作对，当真没把他李宗人看在眼里。
但现实就是如此，所有人都知道当初桂军之所以能够入驻谭、槠等城，其实都是共军打下来之后再丢给他们的。
另外这两年桂军能够一直维持在湘省的存在，而非之前几次一般很快就被常凯申赶回两广，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共党吸引了国军的大部分注意力，介于如此，桂军在湘省的影响力能有多强，可想而知。
李宗人也不是没有想过改变这一现状，去年决定配合遭殃军参加围剿就是他所做的努力，但结果大家都清楚。
经此一役后，李、白二人也知道没事不能随便招惹共党，否则引火上身可就难办了，相较之下，双方互相井水不犯河水或许才是最好的结果。
只不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听闻共军决心派出部队北上抗日之后，李宗人的心里可是忧喜交加，忧的是担心此乃共党之诡计，实则图谋他的地盘而已，而喜的则是若南方共军都去北边了，那桂军的压力自然要小上很多啦。
最后白崇喜的一句话打消了李宗人的疑虑，以去年共军能够一口气抗下遭殃军、桂军和其他杂牌部队的合力围攻来看，如果对方真想对桂军下手，估计早就已经出兵了，正如他们对阎西山所做的一样。
这次共党愿意派人过来沟通，其实恰好说明其不愿与桂军翻破脸皮，既然如此，只是放开道路让其通过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当然了，李、白二人自然不会承认，他们从陈济棠那边割来的分成也在决策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共党经营有方，战力又强，若能不为敌，最好还是不要为敌的好。
这其实也是国内其他军阀的立场，张汉卿和阎西山这两个仅次于国党和共党的地方势力，一个主动交出兵权云游海外，一个被赶出老家仓皇流窜，其他人见此哪里还不知道有多远躲多远的道理。
否则真让共党盯上，一句‘你挡着我抗日的路了’之后，多年的经营便很可能付诸东流，这可就有苦说不出咯。
要说这民心也是叫人捉摸不透，去年共军对晋省下手时，一度也引发了国内不少人士的批判，骂其主动掀起内战，名为北上抗日实则争夺地盘。
但随着日本人的下场，尤其是共军在晋北击落数架日军飞机，后者还不敢轻举妄动之后，不少国人又纷纷扬眉吐气起来，赞扬土共实乃抗日之典范。
仔细说来，这时候的中国国内各种思潮泛滥，但唯一不变的就是民族主义主逐渐觉醒，很多人对日本的爱也好恨也罢，其实都是出自于对华夏民族的认可，除了少数被忽悠瘸了的铁杆汉奸之外。
所以只要有中国军队打败日军的事件发生，哪怕只是一场相当微小的胜利，也会在全国引起极为轰动的效果。
而土共这些年里做得最多的事情，恰恰就是怼日本人，所以无论外界对于这个政党是何看法，偏见、认可或是中立，都必须认可其坚定抗日的信念。
在大众的普遍印象中，共党给日本人下绊子，最远可以追溯到31年长江岸边偷袭英日军舰一案。
那时九一八事变尚未发生，所以事发之后可是有不少人出面刊报，谴责共党故意破坏和平、蓄谋杀害国际友人，至于那些生活在长江岸边，死于洋舰炮火下的无辜百姓，倒是鲜有人在乎了。
不过接下来九一八事变的爆发给了国人当头一棒，许多原本寄希望于夏日和平共处的人士，也开始认识到了日本人的狼子野心。
进而一二八事变紧随而来，看似繁花似锦一派祥和气派的十里洋场，也遭遇了日军的炮火袭击。
赤裸裸的现实才是最教育人心的，日本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中国人，什么叫做民族，什么叫做国家。
于是那次共党偷袭炸沉出云号后，明显就多出了不少支持的言论，即便是向来秉持“理性中立”的人士，也不得不赞一声其心可嘉，只是方式稍待商榷。
如果共党后面就一直都只会以偷袭取胜的话，可能大家称赞个一回两回之后，也会开始厌烦这些袭击给自己带来的麻烦，并不会真正认可其实力。
但32年共军在潭州和江城与洋舰正面对抗，甚至在长江击沉了数艘日本军舰，这就让不少人对其有点刮目相看了，放眼过去近百年的历史，还真是极少能有如此作为和气魄的势力。
如果共党当时能在长江中游一带站稳脚跟，然后稍稍放松下土改政策，说不得还真会有不少门阀主动来投甚至赢粮影从。
毕竟中国数千年的历史积累可不是开玩笑的，清亡之后本就是一副乱世景象，各方各派也不会认为只占据了半壁江山的金陵政府就是唯一的雄主，顶多认可其军阀老大的地位。
若是国党能够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个几年，逐步削弱各地方派系的影响力，再不断壮大自身实力，那么或许能够达到正式问鼎的水平。
正如历史上的抗战之后，国内普遍认可了常凯申的领袖地位一般。
不过土共的出现却打断了这个过程，而且通过对洋人下手另辟蹊径般地确定了自己的地位。
各家地头蛇或许会嫌弃共党对内对外都太过“苛刻”，实非“仁君”之相，但只要共军的实力够强，他们也不介意稍稍做些投资以待将来。
只“可惜”共党退出城市躲入山区的举动，又让各家开始犹豫起来，这一犹豫便是三年，直到土共稳据陕甘两省，所有人这才发现，情况好像已经不一样了。
话说回来，舆论这东西说重要也重要，说不重要又不重要，包括各地军阀对于所谓的民心民声，也是处于一种既关注又忽视的态度。
但不管怎么看，他们都会主动去了解主流舆论，并且在很多事情上受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