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12万吨的粗钢，肯定没法全都用来生产钢轨，额外的那些生铁也很难满足修建标准，只能只用来打造农具、小五金或者用在其他工农业领域。
因此，一座略阳钢铁厂用来在陕省修建铁路尚且勉强足够，但再想分出些份额到晋省，就有点捉襟见肘了。
好在晋省的自然资源足够丰富，也不需要陕省的支援，不得不说，后者的铁矿分布确实拙计，挑挑拣拣能够找到一个大山里的略阳就已经很不容易，和晋省相比完全是一个地一个天。
自去年发动晋省攻势时，共军刚刚在运城站稳脚跟，就马不停蹄地派出左路军往长治地区运动，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控制了上党。
在地理上，位于晋东南的上党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地位，并且地域宽广又有丰富的煤矿和铁矿资源，非常适合建立小规模的重工业钢铁基地。
自10月初控制上党一带之后，随军行动的工人就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先行修建了一座20吨高炉，如今高炉的第一炉铁水已经流出了。
除了用来制造农具之外，当地还使用灰生铁铸造迫击炮的炮弹外壳，这些都是土共已经熟练掌握的技术，随便派一个团队过去，只要有充足的物资储备，很快就能拉起一支大差不差的厂子来。
当然了，如果想要大规模冶炼粗钢的话，还需要修建相应的平炉或者转炉，这在技术上又是一道难关。
所以一些规模较小的军工作坊，往往只是使用高炉搭配坩埚炼钢，只有较为稳定的根据地，才会建设产量较高的钢铁联合企业。
在这方面，晋省虽然距离华北和东北较近，甚至算是将来对阵日军的第一线，不适合建设太大规模的厂区，但是其自然条件实在是太过优越了。
除了晋东南之外，晋北不少地区同样产出铁矿，至于煤矿就几乎遍地都是，所以多番权衡下来，土共还是决定在晋省新建或改造一批钢铁厂。
阎西山苦心经营多年的晋阳兵工厂，一共就2座高炉，其中1座日产40吨，另1座日产120吨，用于炼钢的平炉也有2座，总共的日产约为120吨。
明明拥有如此得天独厚的条件，阎西山还是把场面搞得这么寒掺，若是换做历史同期的红军，肯定会对着人家的高炉流口水，可现在，抱歉，还真看不过眼。
不过晋阳城的目标实在有点大了，土共又不同于其他势力，非得挤在几个中心城市搞建设，在靠近同蒲线的位置戳几个厂区出来还是没问题的。
若是换做和平时期，这么做肯定是不划算的，因为但凡大城市往往都具备了远胜于周边地区的地理或交通条件，能搞大产能就不搞小作坊，能在大城市就不钻山沟沟，这确实是经济运行的自然规律。
但现在毕竟是战时，以二战飞机的性能和航程，翻越太行山脉对晋省发动空袭并非天方夜谭，土共必须考虑最极端的情况，如此才能在任何时候都能做到游刃有余。
正如当初选择在略阳建立工业基地一样，现在回过头来看山区里的建设，似乎有不少都用来开山劈石了，简直就是无用功。
但正是因为这些大山深处的工厂，红军在前线作战时才不用担心自家补给哪天就忽然断了，然后才有条件向外围地区扩张。
话说回来，考虑到晋省丰富的煤铁资源，一旦将那些计划中的钢铁厂建设起来，用于支持同蒲线的改造还是没问题的。
说得严肃些，若是晋省真的成了前沿阵地，同蒲铁路就是阵地后的唯一生命线，再怎么重视也毫不为过。
几名苏联专家听了程刚介绍的情况，同样赞许地点了点头，他们对中国的情况了解不多，但从中国同志提供的资料来看，对方确实做了不少准备。
本来这些苏联专家都是抱着扶贫的态度而来的，想着帮助革命同志白手起家搞建设，却没料到对方已经掌握了基本的工业实力，这确实是件意外之喜。
不过这也是他们几人有点孤陋寡闻了，之前苏联就对土共进行了少量的技术援助，现在各个根据地里还有个别苏联工程师的身影。
只是因为缺乏稳定的交通线，这些援助往往不成规模，顶多也就是派出一两个人，中间还有可能被国军的封锁线挡住，洋人大鼻子想蒙混过关可没那么容易。
而且前几年莫斯科对土共的关注也不多，即便是派出技术人员，也都只是点小打小闹，水平比较有限，所以在双方都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
至于现在，就又能看出打下晋省的好处了，从集宁到浩特本来就是草原最繁华的商路之一，历史上建国后还沿着这条线修建了通往外蒙和苏联的铁路。
直到现在，想从首都前往莫斯科的跨国列车也同样是这条路线，所以哪怕现在铁路还没修起来，土共与苏联的联系也瞬间就变得紧密不少。
虽说考虑到现在苏联国内的情况，这种紧密还不知道会不会带来副作用。
但工业建设不会等人，战争的脚步更不可能停歇，两国工业体系若能尽早联系起来，对于未来无疑拥有极其深远的战略意义。
当然了，按照程刚的估计，现在的莫斯科可能还没料到土共发展起来之后会有多么恐怖。
若是让铁人同志知道了未来中国会壮大到怎样一副模样，也不知道他会做何想法，又做出什么选择呢？程刚偶尔也会好奇一下。
第五百三十章 快刀斩草原
“满洲的建设未成，而又发生夏日事变，等于逐二兔而终不得其一，田中君，此乃你的前辈宇恒一成大将所言，你应该是清楚的吧？”
35年4月1日，原本说着要去东北有些事的程刚，此时却仍然待在草原，只不过和他同出一屋的不再是苏联大鼻子，而是个戴着瓜皮帽一脸富态却又被五花大绑着的中年男子。
这个被程刚称为田中君的男人，面对自己此时的处境，似乎还有些没有反应过来，神色中带着些许的慌乱。
这也难怪，毕竟不管换了谁，在自己正打算对敌人实施行动的时候，对方就直接找上门来了，总会有点难以接受。
不过到底是陆士生，又与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前辈一般，拥有参谋本部支那班的经历，这些年里也算是见过些大风大浪了，所以田中很快就冷静了下来了。
“太君，我只是一个从东北逃到关内的商人，听不懂日本话。”带着一脸可以讨好的谄笑，田中正试图做着最后的挣扎。
既然能在中国从间谍活动，他的汉语自然也是相当出色，即便仔细去听也很难找出什么破绽。
见此，一直用着日语讲话的程刚笑得更灿烂了，也没有直接拆破对方的谎言，而是继续用日语仿佛棒读般地背诵出了一份简历：
“田中隆吉，1893年7月9日生，陆军士官学校26期毕业生，22年开始在参谋本部工作，23年进入参谋本部支那班。
27年之后转入中国活动，最初任张垣特务机关特派员，30年任陆军驻上海武官，32年与川岛芳子等人一同参与策划了上海事变（即一二八事变），随后便晋生为中佐。
我说得没错吧，田中君？我也确实没想到，你居然这么早就被派来德化担任特务机关长了，能够在这抓到你，确实是一件意外之喜呢。”
程刚一脸轻松地说着让田中隆吉冷汗直流的话，刚才这段话的内容不长，却几乎把他给翻了个底朝天。
要知道被抓的时候田中可已经做好了充分伪装，混入熟悉的商队中打算离开德化了。
可到最后他还是在关口被把守的士兵一眼便认了出来，对方根本就没听他作任何解释，便直接绑住送到了这里。
“该死！赤露的情报能力已经这么强了么？！帝国内部难道被敌人渗透成筛子了？！”
这时不管怎么努力去冷静，也很难维持住伪装的表情了，田中隆吉牙关紧咬，眼睛狠狠地盯着程刚，脸上再无先前的惶恐和谄媚，只剩下饿狼般的目光。
但再凶狠的目光，也掩饰不了田中色厉内荏的本质，僵持了一阵之后，见程刚依旧在那无动无衷般着微笑，他终于丧气地说道：
“贵方的实力超乎我的想象，已经沦为阶下囚的我，如何处置都由阁下安排吧。”
若只是面对一个中国地方势力，那么田中隆吉或许还能拉起帝国的大旗来恐吓对方，让其不得不投鼠忌器。
但这次程刚表露出的情报能力，使得田中下意识意地就认为是赤露在背后策划此事，面对后者他可没有多少底气，现在就只求一个速死了，作为情报人员，当自己落入强大的敌国之手后，这就是必然的宿命。
“放心吧，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本来就是跑过来“看个热闹”的程刚，见到对方的心防被他迅速打破之后，也没了继续玩弄人心的想法，只是颇有意味地丢下这句话，之后便径直离开了。
真要细说起来，这次对德化的军事行动能把田中隆吉给抓住，确实是有些意料之外的味道，程刚也只是本着有枣没枣打两杆子的想法把这人的照片发了下去。
毕竟历史扰动已经很大了，这些年发生的一系列大事肯定改变了大批人的命运轨迹，所以程刚根本不确定田中隆吉还会不会和历史上一般来到德化。
顺道一提，在程刚眼中，田中隆吉并非一个普通的情报官那么简单，这人之前的履历其实并不特别，但抗战之后的经历却很有意思。
在42年之前，田中隆吉可谓是一个坚定的侵略分子，虽然极少在作战部队中服役过，但中国不少地区的间谍活动都少不了他的身影。
但在日军发动对美作战的前后一年里，已经回到本土的田中却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反战”人士，先是被撤销职务，后来干脆被人以老年忧郁症的名义送进了国府台陆军医院住院，当了好几年的“精神病人”。
等到二战结束日本投降的时候，终于得以出院的田中又及时参与了东京审判，为法院提供了大量与东条英机等战犯有关的证据，最后得以善终。
对于这些“未来”发生的事情，程刚倒是不怎么关心，所以他只是把田中隆吉视为一个闲子。
不过程刚倒是非常好奇，以现在土共的教育水平到底能不能让这人弃暗投明，还是只有张鼓峰的钢铁洪流才能使他彻底老实下去。
当然了，抓捕日本情报机关人员还只能算是搂草打兔子，真正的戏肉主要是打击德王这个东部草原上最大的独立势力，以及消灭那些可能对草原运输线造成威胁的武装势力。
自从红军在35年3月进驻集宁之后，土共和苏共两个社会主义政党还没从没有像现在这般距离如此之近过。
既然拥有了这样优越的条件，那么自然得好好利用起来才是，所以在继续推进大西北战略的同时，红军也在齐头并进地加强着与苏联的联系。
而卡在这条联络线上的阻碍，主要就是前面提及的从集宁到浩特的商路，南北纵横三百多公里的草原地带，除非修建一条铁路，否则很难对其进行全面掌控。
这倒不是因为公路效率太低或者成本太高的缘故，而是广阔的草原上实在是遍布了太多大大小小的不安定因素。
如果没有一条足够稳定的后勤线，任何大规模行动都可能面临意想不到的麻烦，不解决这些麻烦的话，又必然会带来更加恶劣的后果。
比如最近土共正式开始从集宁往二连浩特运送白银，虽然苏方派出了全副武装的卡车接应，红军也组织了骑兵部队随行，路途中依然会遭遇匪患的袭扰。
毕竟随便一辆卡车就装载了一吨以上的白银，哪怕按照现在国内的银价，对于那些马匪而言也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更不用说这背后还有日本人的身影。
自古以来这条线就是内外蒙古与中原进行来往的必经之地，理所当然也催生了大量黑色生意，依靠商路和商镇吃饭的马匪可谓是数不胜数。
尤其是清朝灭亡民国建立之后，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全国各地很快陷入了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经济江河日下，社会秩序失控，灾荒频仍，战乱不断。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全国大部分省份都是土匪蜂起，具体到边疆的话匪患就更是严重了，以至于当地的老百姓都不得不努力去适应这种生活，自发组织各种保安团，用土枪土炮来与土匪抗衡。
像这些地方的土匪主要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当兵的，每次军阀混战之后，都有许多士兵因为部队打败失去军饷来源，就干脆集体落草为寇。
而且，即便是不愿落草的士兵，只要脱离了军队的管制，他们也大多会把枪械抛弃或是卖掉，然后一些为非作歹的人获取武器之后，再随便拉上几个弟兄就可以当土匪了。
对于这种现象，当地老百姓有一个形象的称呼：“过大兵”，只要有军队过境，那么必然会在近期内造成一波匪患，久久不能平息。
至于另一类土匪来源则主要是走西口的年轻人，中原地区穷者无立锥之地，在老家没活路了，迫不得已之下就只能选择走西口、闯关东。
这些年轻人大多都是光棍汉，二十多岁的年纪血脉贲张，又没有正当职业，租种别人的土地又嫌累，所以，只要有人鼓动就会加入土匪。
最麻烦的是这些人对于所处地区并没有什么乡土认同感，于是干起土匪行当之后，为了“一夜暴富”的梦想，就更容易心狠手辣。
其实早在湘赣两省闹革命时，红军就经常会面临土匪问题，若是严格算起来，当年井冈山上汪卓的那几十号枪，其实也是土匪，而元纹财则是半绅半匪。
一般来说，按照土共的政策，如果是因为日子被逼得过不下去，不得不当了土匪，只要没有造成血债，大多不会进行太过严重的惩处。
不过但凡是土匪出身，大多都带着点好逸恶劳的毛病，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所以绝对算不上什么好兵源，即便是红军大扩红的时候，对于这些人也要经过严格筛选才能让他们加入。
这些年来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北方，红军除了和前来围剿的国军以及地主组织的民团作战外，剩下对付最多的就是土匪了。
尤其是陕南，那里山高林密，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土匪活动猖獗，其中最嚣张的王三春在川陕边界可谓是独霸一方。
最盛时王三春直接拉起了四个团五千多人的队伍，甚至在当地设立了税局、铜元局、制币厂，还专门搞了个军械处用于制造枪支弹药。
在这个年代，土匪和军阀的界限其实没有那么明显，无非看一个兵强马壮而已。
当然了，这些武力在红军这头过江龙面前自然是不值一提，所以只要是土共扎根的地区，不仅没有了这些土匪生存的土壤，其中一些满手鲜血的匪首也被拉出来明正典刑，当地风气顿时一清。
陕南如此，陕北也是如此，甚至早在东北军还未接受改编之前，红军就已经举着追捕逃犯的名义进入关中活动，流匪要打，关中本地的座匪同样也照打不误。
尤其在东北军驻地附近活动时，背负特殊任务的红军剿匪分队丝毫没有杀鸡不用牛刀的觉悟，动不动就派出飞机侦查轰炸，搞得在旁看戏兼警戒的东北军将士眼皮一跳一跳的，睡觉都睡不安生。
再说回来，其实如果只是个别马匪活动的话，对于红军而言倒也算不上什么难题，陕北骑兵的规模虽然不大，但也算是一支实力较为雄厚的部队了，再说还有尚未完全成型的摩托化部队。
但麻烦的在于这些零散的匪徒背后，不仅有德王这种独立势力的参与，还有日本情报机关的支持和策划，甚至苏联的合作也暗藏玄机，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
面对这一团乱麻，既可以慢条斯理地整理妥当，也可以快马加鞭地一刀斩断，土共在晋北和草原一带的根基并不算稳固，理论上应该采取后一种办法才是。
对此苏联同志也是这么建议的，当然他们还给了另一个看起来更加可行的选择，由他们出兵打着中国红军的名义清缴草原匪患。
但这一提议很快就被土共拒绝了，对方这明显就是打算出动外蒙部队，好心帮忙的背后实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已。
苏联人的算盘打得非常精明，平绥铁路是中国控制草原的生命线，在土共已经控制其中一段的情况下，即便他们出兵草原，遭遇的压力也将大幅降低，实在是一笔相当划算的买卖。
至于这么做了之后土共可能面临的压力，莫斯科那边又怎么会在意，反正名义上草原还是中国红军打下来的，苏军不过是帮忙压阵而已。
假若土共真因这个成了众矢之的，不得不面临中国各大势力以及列强的合力围攻，那也是土共先背锅嘛。
更何况，先不提这些能不能对中国红军造成威胁，即便后者撑不住了，唯一的选择也会是继续加强和苏联的联系，而不是像现在这般始终一副若即若离的态度。
对于老大哥的这些小心思，土共在拿下晋北地区之后就已经有了觉悟，甚至还花了不少力气用于对内教育。
不得不说，现在土共的中下层乃至部分高层中，还有许多同志对于苏联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双方联手之后必然能够竭诚合作无私帮助，然后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可是国际政治又哪里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这些同志到底是从社会中下层成长而来的，在信息匮乏的年代，除去个别天赋异禀的大佬之外，大多缺乏足够的国际视野。
“竞争中合作，合作中竞争”的道理，将来的土共肯定能够熟练掌握，只是一切还欠缺时间的积淀，有时候可能得吃几次教训才行。
当年李利叁异想天开让苏联人武装数万华工，从西伯利亚出兵中国援助革命的设想，也是源于这种不成熟，现在左倾冒险主义虽然被控制住了，但个别思维惯性依然没有完全扭转过来。
好在的是，较为清醒的同志毕竟一直占了多数，依靠程刚提供的国际资料，每次学习班都能让许多干部受益匪浅——有时也会吵得天翻地覆。
而且李润石、伍翔宇等领导人的威望也在一次次胜利中逐渐登上顶峰，所以哪怕内部始终存在少数不和谐的声音，大方向还是没受到多大影响。
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苏联的表态使得原本已经足够混乱的局面愈发难缠，日本更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两支赤党就这么黏糊糊地凑到一起，于是多方势力都将棋盘落在了草原之上。
这里头日本人其实是最先抵达的势力，他们很早之前就在德化县设立了情报情报机关，同时也在德王身边安插了不少间谍，对于草原的一举一动说不上了如指掌，但也八九不离十了。
所以在见到土共进驻集宁之后，刚刚上任不久的田中隆吉便利用德王对于这股强大势力的恐惧心理，鼓动对方发动草原的民族武装和共军作对，至少也得给其一个下马威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