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从其他单位调集了一批精兵强将进来，对于在之前工作中表现优异的同志，也是进行了广泛提拔。
可能要不了多久，张红旗这个副营级的团技术参谋，就得去新成立的铁道团里担任团长或者团参谋长了。
这个进步速度放在和平年代或许是有些快了，但在战争时期，尤其是人才匮乏的战争时期，张红旗的倒也算不上特例。
这其实多少暴露出了土共眼下的困境，为了维持如今远超历史同期的局面，必须尽可能地扩充队伍，可是扩张之后，若是没有足够的骨干加以支撑，那还是一堆空有其表的虚架子。
红军就不提了，想要保住现有的优势并继续发展，各地就必须不断扩军，限于后勤供给能力，五大军团的主力部队人数基本稳定，还是十来万的水平。
但各种二三线部队却有了大幅增加，随军学校的短期培训班在这两三年里头开了一届又一届，仍然不够用，又不得不从老部队里抽调了一大批干部。
地方上也是如此，农村的土改，工矿的建设，哪里不要人，哪里不要干部，但凡稍有点基础又肯学习的同志，上级便恨不得把人当牛使唤，相应的提拔也从来不客气。
当然了，这些“风光”的背后却并非旁人想象的那么美好，不仅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些年轻同志所承担的风险同样是不容忽视的。
军队需要在前线作战，虽然最艰苦的任务一般会由主力承担，但战争总是难以预料的。
而许多新改编的部队（类似于县大队、区小队），装备差、训练少，战斗力薄弱，往往会被敌人当成所谓的突破口。
在最艰难的时候，为了坚持到主力的支援到达，完成对敌的合拢包围，这些“杂牌军”甚至可能出现整连、整营、乃至整个团都硬生生打光编制的情况。
而像张红旗所在的铁道部队，哪怕不用面对最残酷的战场，自然的考验同样极其血腥。
尤其是在山区作业，跌落山崖、巨石砸下、爆破意外、毒蛇咬伤，各种事故、疾病、意外层出不穷，如今工程难度最高的观音山段，开工以来的一线牺牲率更是高达50%。
换句话说，去年初报名参加这个任务的指战员们，至少有一半已经牺牲在了山里，其中自然不乏带头作业的干部。
像是张红旗所在的团里，就已经没了四名排长、两名连长、一名连指导员、一名营教导员、一名团参谋长。
包括张红旗自己，因为思维灵活、工作细致，在爆破方面的成绩尤为出色，还被推荐到兄弟部队讲解经验，成了小有名气的技术能手，他就起码有过五次进入爆破场地拆除哑炮的经历。
此时的建设者们不像后世，有挖掘机、盾构机等多种机械辅佐作业，他们只能靠着手中的钢钎和炸药，就这，还是在根据地工业建设起来后才有的条件，否则根本不可能维持住那些庞大的工程。
但如何使用炸药这也是一门技术活，对操作人员的文化水平有着相当高的要求（相较于此时而言），所以往往是接受了一定教育的干部，带头学习并传授给下面的战士。
“只是哪怕再小心，只要用了炸药就很容易出事，出了事便得有人上去排除，运气好的排除了，运气不好了炮响了，人就没了……”
张红旗以一种极其平淡地口吻向对面的女孩，介绍着自己的工作，此时整个相亲会已经过去了大半，他也从最前排依次换到了靠后的位置，可能大家都需要有一个过程来适应，所以直到这时，礼堂里才稍微地热闹了一些。
正巧眼前这位女生的性格也比较大方，还没等张红旗开口，便主动和他聊了起来，虽然大家都不过是按照既定的形式说着重复的言语，但两人沟通了一小会后，张红旗的话匣子终于还是打开了。
“那你们难道就不会怕吗？”
女孩子同样留着一头齐耳短发，眼睛大大的，透露着一丝亮光，根据对方的自我介绍，张红旗知道她是凤翔人，前几年关中连续数年大旱，一家人不得不向外逃荒，可没过多久，随行的亲人便相继去世了。
若不是恰好碰上红军派来收拢灾民的游击队，女孩要么是和家人一样曝尸荒野，要么是被人牙子买了去沦落风尘，又怎么会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也正是如此，她尤为珍惜现在的生活。
因为年纪较大，在用三年半的时间学完小学课程之后，女孩便直接参加了工作，同时也在半工半读地接收初中教育。
当时根据地在双石铺新建了一个纺织厂，专门收购从关中运来的棉花，然后纺纱织布，听说等后面路修通了，还要把厂子开到凤翔去，女孩虽然已经对家乡没了想法，可听说这个消息后，还是下意识地报名了。
所以这么来看，两人之间似乎存在着些许的联系，或许正是因为这点，他们互相聊的话语也要明显多得多。
“怕，肯定是怕的，生死面前，又有谁不怕呢？”张红旗的答复非常实诚，同时也可以从中看出他的性格，说着说着，这人还憨憨地笑了：
“听给我们上课的教员说，等以后建成了社会主义，我们肯定会有更多的办法，甚至专门用来排爆的机器都会有的，可放在现在，没有别的手段，只能这样。
所以说，反正都可能要死的，咱们的队伍里全是工农出身，又有谁的命更加金贵呢？
何况再讲得难听点，大伙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资历上又能相差多少，你作为干部不带头，哪里能够服众，你说是不是？”"
第四百八十一章 打个预防针
话糙理不糙，张红旗的最后那句话，其实多少也反映出了时下各基层组织所面临的情况。
即便是从诞生之日开始算起，现在的土共也才不过十二三岁，加上其政治理论的特殊性，所以这些年里被吸纳进来的同志，许多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当然，加入时年龄较大的同志也不是没有，但限于个人的接受程度与学习能力，主要还是年轻人更能有效利用好，组织内部如此丰富的学习资源，从而取得更大更快的成长。
所以现在土共的中下层干部中，要么是在入党前就已经具有一定能力或者社会地位的人员，要么就是在学习和工作中脱颖而出，被不断选拔上来的青年。
这两种情况，前者的年龄普遍较大，未来发展则根据个人情况不同有所差异，但在学习方面，除去已经接受过多年教育的旧中上层人员外，剩下大部分出身底层的同志，多少都存在一些后劲不足的问题。
这也是在所难免的，毕竟人的学习黄金期只有那么几年，一旦错过之后想要弥补，就需要付出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努力。
不过在组织中确实也有这种极具毅力的同志，而且他们也往往能够凭借经验与知识的结合，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只是肯定没法所有人都达成活到老学到老的境界。
至于后者，往往缺乏经验和资历，一切都得从头干起，但现在的土共无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极为广大的舞台，只要敢打敢拼，能学能干，总会有冒头的实话。
所以这类同志在新干部中的比例也要明显高出一截，算是未来组织架构中绝对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如此来看，现在的土共确实是一支充满着朝气的年轻队伍，并且随着头几批接受过完整小学乃至初中教育的毕业生加入组织，这种氛围还将愈发浓烈，同时又会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动力，反作用于土共的进一步发展。
这些暂且不提，眼下张红旗和女孩的聊天很是顺利，可以看出对方对他的经历相当好奇，甚至隐隐流露出了一丝崇拜心理。
毕竟还是青年人，虽然也在不断告诫自己一定得戒骄戒躁，但张红旗的心里头，还是忍不住飘了起来，可惜突然的钟声又把他重新按了下去。
“我叫李婷。”听到声音，女孩二话没说便拿出一张纸条，上面自然写好了她的名字和单位，“很高兴认识你，有空的话，欢迎给我写信！”
说完这些，李婷再次抬头笑了一下，经过这几年的在学校和工厂的休养，她原本晒得黝黑的脸庞已经稍白净了些，虽然皮肤还相当粗糙，但爽朗的笑容总能掩盖掉容貌上的不足。
于是张红旗的脸色顿时就红了起来，从小到大他还真没见过这种场面，愣了好一会后，他才磕磕巴巴地答应下来，然后将口袋中类似的纸条交给了对方。
每隔3分钟就会响一次的钟声，意味着又一轮的换座马上就开始了，就和后世的相亲会一般，男同志起立离开，女同志继续留在原地，尽可能让每个人都有交流的机会。
虽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利用好这短短的3分钟时间，无论是某一方性格内向，还是互相没有看对眼，都很可能变成面对傻坐着，或者干脆趁着机会去上个厕所。
但既然是个拼几率的问题，那肯定会有能成的，就比如张红旗这回便难得地来了场“开门红”，可惜他光顾着害羞和激动了，导致接下来的轮换里，他都明显地心不在焉了起来。
这也能够理解，要知道，考虑到现在的女孩子大多比较羞涩，能够主动留下联系方式，就已经是相当大胆的举动了。
而按照此次的规定，一个人最多只能给出三张纸条，用完后便得先行离场，所以对于张红旗来说，虽然还不确定将来会如何发展，但总算是迈出了第一步。
同时，张红旗的心里也稍微的松了口气，想着只要自己把这个消息带回去，多少也能给团里的战友们一个“交代”吧。
其实，无论是野战部队还是铁道兵团，这些指战员们对于谈婚论嫁的想法都相当的矛盾，一方面出于人性的需要，都渴望能够找到一位合适的伴侣，另一方面又担心自己不确定的未来耽误到了对方。
就像张红旗他们团里，打着光棍的也不在少数，更有年纪比他还大的，想来应该更加急迫，但最后的名额还是让给了年轻同志。
按照团长的话来说：“这次派去的人，可是代表着咱们团里的形象，要在中央面前露面的，所以一定要选拔表现优异而且形象良好的同志，等你们成功了，就好比搭起了一座桥梁，后面还可以替大家做介绍嘛。”
但张红旗自己也清楚，这是团长在安慰他们，而名额也是团里的同志故意让出来的，或许真是生生死死见多了之后，情情爱爱便没有了想象中那么重要吧。
如此来看，只要想起那些既渴望又忐忑的眼神，我们也能发现，这些奋斗在生死一线的战士们，很多时候其实都“怂”得非常可爱。
或许是后面的表现不佳，又或许是没有遇到其他合适的人选，也可能干脆就心心念念这那个主动对他笑的女孩，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张红旗基本毫无进展。
不过反正整个上午都是大家初步相识的过程，并没有硬性的规定，就算是没有任何收获的同志，也顶多只是失望罢了。
而且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大部分人还是至少收到了一张纸条，到了下午，拿到纸条的同志，还可以留下来参加自由活动，尝试和其他人进行更多的接触。
至于之后，离得远的话，暂时就只能依靠根据地内部的邮政系统了，通过信件增加互相之间的了解，这也是之前的培训中所提倡的选择，同时更是时下备受追捧的时髦做法。
在相亲会结束之后，程刚再次出面做了一回发言，首先便是安慰了一番没有任何收获的同志，让他们不要气馁，以后总会遇到合适的对象。
其次当然也鼓励了已经建立联系的同志，新时代要有新气象，现在提倡自由恋爱，坚决反对封建旧社会的包办婚姻，大家就应该积极主动地寻找自己的幸福，而不能身子已经脱离了，思想还留在旧时代。
最后程刚又稍微提了点醒，异性间的交往必须注意尺度，要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平等沟通。
不能耍官架子，走歪路子，更不许使枪杆子，一旦出现类似的情况，组织上必然从严从重处罚，无论犯错的是谁，都绝对不留半点情面！
后面加上的那段，其实就是程刚吸取黄克功案的教训，毕竟参加这次相亲会的同志里，不乏一些有着较高地位的中上层干部。
历史上的黄克功案，背景是在抗日时期，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相应土共的号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接受学习并参入抗战队伍。
而恰好那时也有不少土共干部一直未婚，或者在残酷的斗争中失去了自己的伴侣，所以很自然地，便出现了一些干部与女青年相恋结婚的情况，黄克功就是其中一例，可惜最后却成了负面典型。
出身、经历乃至文化水平上的广泛差异，让黄克功与那位女青年之间，在生活情趣、习惯爱好等方面出现了着巨大的鸿沟，而他们对此的忽视则酿成了这桩悲剧。
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先是矛盾、纠葛、不和谐，接着感到乏味和苦恼，最后反目成仇，若是只到这一步，那还只能算是正常的男女交往，如果能和平分手互不相见，也不至于出现最后的惨事。
可是在最基本的婚恋观上，两人也存在着极大地差异，女方认为恋爱自由，自己与黄克功双方都有选择对象的权利。
而黄克功却认为对方抛弃自己是对他的不忠贞，最后恼羞成怒之下，先是持枪威胁，逼婚不成，然后便彻底失去理智，直接杀害了对方。
这件命案，关键在于涉事人员的身份极为敏感，尤其是黄克功，属于井冈山时期就参加了革命，然后跟着队伍一路走完长征的老红军，而且还立下了赫赫战功，长征结束时已经成为了旅长，地位不可谓不高。
如果事情发生在国军，那么基本不用说了，除非犯事的家伙上头没人罩着，否则必然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随便来句戴罪立功便解决了。
甚至在抗战时期，见到支前的学生、护士、记者便见色起意犯下罪孽的国军高官，也并非个例，只是最后大多不了了之而已。
但土共到底是不同的，无论黄克功之前立了多少功，自己的能力又有多强，在他犯下这次不容赦免的大罪之后，就必然会被处以极刑，以作为所有党员和红军的前车之鉴。
或许是蝴蝶效应吧，当程刚在本时空记起黄克功这个人物之后，并没有在名册中找到他的存在，后来便不再关注此事。
当然，如果对方真的在队伍里面，只要他以后不犯错，程刚肯定不会因为“未来”的事情而对其另眼相看，这也是最基本的原则。
此外，黄克功案仅仅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其他表现并不明显的情况，其实也不在少数，而考虑到相亲会的成功率确实没法达到百分之百，势必会有人无功而返。
到时若有人也觉得自己丢了面子，想使些旁门左道来达成自己的目的，这可就让活动彻底变味了，对此程刚自然是要提前打个预防针的。"
第四百八十二章 一方面军的方向
？
这次的相亲会，当然只是根据地内紧张生活的一点小小调剂，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只要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好，大部分细节肯定会得到妥善的处理。
活动结束之后，程刚又专门找来了几位同志谈心，和他们聊聊最近的情况，听取他们对于生活、工作、学习等方面的意见。
因为程刚自己清楚，平时他总是四处奔波，留在根据地的时间本就有限，然后还得集中精力解决各单位冒出来的问题，时间久了之后，难免就有些脱离基层了。
好在现在组织架构不大，上下级之间的隔阂也没有那么明显，程刚多少还能通过直接的交流来获取一手信息。
其实这一招也是跟李润石学来的，他在工作之余就很喜欢去外头走走，和当地的干部群众交流交流，现在忙起来了，没法像之前那般做几次广泛的社会调查，但李主席还是会尽量找些机会把自己沉下去。
不过与李润石的全面了解不同，在程刚这边，他所关心的，就主要是那些新生代们的思想与心理状况了。
毕竟在程刚所熟知的历史当中，确实没有这部分同志的存在，也无法预料由此产生的后续影响。
从27年开始算起，将近七年过去，最早一批接受纯粹土共教育的年轻人，现在已经有读完高中的了。
——入学年龄较晚的学生，大多采取填鸭式的速成教学，学制大幅缩短，往往两三年就读完小学，至于初中和高中则全凭天赋，速度快的三四年学完也不是不可能。
甚至土共已经在考虑是不是要设立大学预科，后面无论是自己开设专业的高等院校，还是向外派出留学生，都是未来长期战略中必不可少的一步。
毕竟现在各根据地开办的工农兵学院，其实更像是特定的培训单位，师范、政治、军事、工业、农学，这些五花八门的院系里，常规的多年制教学并不常见，多数还是以半年、一年为主的短期培训班。
话说回来，这些临时上马的培训班，确实对根据地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否则现在哪来的这么多知识青年，以至于都到了需要为他们专门考虑婚恋问题的地步。
先不论这些农村知识青年的水平如何，关键是他们都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优势——出身。
在阶级矛盾极其激烈的年代里，出身是一个始终绕不开的话题，对于大部分普通人而言，屁股决定脑袋几乎可以说是铁律。
一般人除非是遇到什么转变的契机，很少有能力和决心背叛自己的阶级，再考虑到如今根据地内广泛执行的土改政策，渴望改变并保住现有美好生活的中下层农民，就是土共最佳的团结对象之一。
不过面对这些深受封建传统思想束缚的农村群众，要如何让他们放开顾虑，支持孩子们尤其是女孩们接受教育，同样是一件极其考验执政能力的事情。
就更不用提在农村投入教育建设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了，教师、校舍、学习用品，这些全都需要花钱，而且积少成多下来，还不是一个小数目。
可话说回来，有多少付出就有多少收获，就现在而言，农村地区出身的知识青年，确实更能够适应眼下艰苦的斗争环境，同时还拥有更强的向心力。
对于这些新生代来说，他们唯一接受的教育就是党提供的，或许在质量上难免有点参差不齐，但胜在思想统一，不用担心内部出现太大的分歧，所以连带着婚恋问题也简单了不少。
再加上过去与现在的人力资源大部分都来自于农村，这也使得中下层当中，新老干部的隔阂并不明显，地方和方部队的关系也相当亲密。
换句话说，像是黄克功那种男女双方存在极深沟壑的问题，如今其实不大可能发生了，倒是潜在的封建思想和官僚主义值得警惕。
一方面，根据地内的知识女性大部分都来自农村，和红军干部之间有着广泛的共同话题，不用担心他们互相不理解。
另一方面，大手笔大投入的普及化教育，也有效地提高了内部人员的个人素质，至少能够当上干部的，都不可能是举止粗鲁、大字不识的老粗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