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现在土共各方面的力量都要远胜于历史同期，情报战线上同样如此，所以很多事都变得简单了不少。
比如黎天才监控东北军内部的行动，以及张汉卿派信使与金陵方面联络，这些情报都被土共第一时间掌握到了手里。
唯一的疑虑则是如今这局面下，党内可能还存在少数投机分子没有及时剔除出去，但有得有失，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至于那些昔日的叛徒，当他们看到土共愈发壮大的时候，心里到底是怎样的滋味，这就没必要去考虑了。
最后程刚轻轻一笑：“行了，现在这情况，我们也不适合找他算旧账，只要对方的行动没有过线，那就静观其变吧。”
说完这些，一行人也没有多作停留，各自开始了忙碌的工作，从张汉卿戒毒成功起，两边的龙争虎斗才算正式开始。
在程刚这些年的折腾之下，历史轨迹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红军的规模、与奉军爆发冲突的时间、国党的实力，各种背景因素与程刚所知的“长安事变”完全不同，自然不能直接生搬硬套。
单就土共党内，不少同志可还牢牢记着当年奉军反赤时的作为，眼下又不是非得合作，自然有人不愿对东北军高层多做客套。
包括东北军那边也同样如此，如果共军兵力只有现在的十分之一，那么张汉卿大抵是会诚心与之合作的，到时东北军、西北军、共军三位一体，西北就此无虞。
但共军的力量太强，猛虎卧榻，不可不防，眼下两边之所以还能坐下来好好谈谈，主要是最开始那两下子把东北军给打蒙了，后来又成功瓦解了他们的战斗意志，若非如此，还真不一定会如此顺利。
不过，东北军内部也并非是铁板一块，或者说除了张汉卿这一个公认的核心之外，这支军队基本找不到什么共同意识。
这也是张汉卿下定决心戒除毒瘾的原因之一，因为他已经算是穷途末路了，再这么折腾下去，自己下野倒是小事，可若是使得东北军就此分崩离析的话，以后还真没脸去见他老子。
顺道一提，张汉卿这次戒毒之所以能够如此顺利，他个人的意志是一方面，但程刚悄悄使用的现代药物同样起到了关键作用，否则这位受到的折磨怕是还得再翻个倍。
六十年代发明的降压药可乐定，后来在八十年代被发现可用于缓解阿片类毒品的戒断反应，从而被广泛用于戒除毒瘾。
到了现代，虽然可乐定作为老式降压药已经彻底退居二线，但市面上依旧能够买到。
只是对于张汉卿来说，戒毒期间的一时轻松到底是好是坏，这就很难说了。
反正程刚把药用上，主要还是为了以防万一，只要他在戒毒时不出问题就行，至于将来，那自然是以后的事情。
再说回来，如何在不动用武力的情况下拉拢这股军事力量，对于土共来说也是极为耗费头脑的，程刚等人在长安的作为不过是表面而已，真正的重心还是在基层兵运之上。
从这个角度来看，只要东北军自己不出乱子，能够维持一个基本稳定的运转体系，那么土共也能勉强接受其暗地里的小动作。
不然把张汉卿整倒了，二十多个师各自为政，至少有一半会被常凯申挖了去，一旦这些部队被调离关中，这可就是实打实的损失了。
事实上常凯申也正是这么做的，据土共目前收到的情报，这位虽然对张汉卿很是敷衍，只肯拿五十万来打发叫花子，但私底下拉拢那些东北军将领时，可丝毫没有吝啬，大方得很呢。
反过来说，哪怕现在土共稍微吃点亏，付出些代价把东北军暂时稳住，哪怕出钱出力养着他们，只要这些物资大部分能够真正用在士兵身上，最后终究还是赚的。
至于如何把握好其中的尺度，这就得看多方之间的博弈了。
从办事处出来，程刚没有和其他同志一起去培训班讲课，而是再次拜访了张汉卿。
“哦？程兄要离开长安了？是有什么急事吗？”今天起了个大早，一身舒坦的张汉卿，面对程刚的告别，脸上还有点诧异。
程刚点头笑道：“确实如此，我们红五军团已经进驻晋察冀边区半年之久了，前些日子刚弄出了一点动作，组织上不太放心，就把我派去看看。”
“原来如此，果然是能者多劳啊，程兄乃是世上少见的全才，可惜不能与你再多共处几日了。”张汉卿满脸遗憾地说道。
共军在晋察冀的活动他也曾有所耳闻，似乎是把晋军打了一顿后，让阎老西给他们让路，顺道还割了块地盘出来，只是当时他已经离开了北平，后续的情况就不甚清楚了。
“以后总会有机会的。”程刚继续笑道，“等他日驱逐日寇，我们收复奉天之后，还得劳烦汉卿兄尽番地主之谊啊。”
“哈哈哈，若真有那日，哪怕是什么满汉全席，我都一定给你弄来。”或许是代偿效应，这时的张汉卿正是最为自信的时候，提起抗日时也似乎一副壮志酬筹的样子。
当然了，自家人知道自家事，东北军和关东军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东北一地是如何的易守难攻，张汉卿可是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他现在顶了天也就放放嘴炮，除非有更大的依仗。
“对了，程兄，提起驱逐日寇，依我之见，估计还是得落在苏联派兵上。”可能见程刚马上就要离开，为了抓紧机会，张汉卿当即提起了这事。
“我自幼长在东北，对于此地地势可以说了如指掌，从关内去关外，自古以来就只有辽西走廊一条路可以通行大军。
如今关东军彻底把持了东三省，必然会在锦州设下重兵，说不得还会建起诸多工事，仅凭我们的力量怕是很难攻克，更不用说日寇还有海军之利，不可不防啊。”
说完这些，张汉卿的脸上不由地流露出了几丝愁容，看来这事一直萦绕在他的心间，只是平时根本就不敢去想罢了。
听到这个，程刚在心里腹诽道：“既然你都知道这些，前年放弃东北的时候，动作咋地那么迅速捏？但凡你之前能在东北扎上根钉子，现在的局面都不至于如此败坏，你个渣渣！”
当然这些想法程刚肯定不会再脸上表现出来，他还是面带笑容地劝慰对方道：
“这点汉卿兄无需多虑，抗日一事非一日之功，必须持久作战，我相信胜局最后还是会在我们手中的。
这次我前往晋察冀边区工作，恰好就有这方面的原因，作为一个农业国，我们中国想要战胜日本，不设法消耗其力量是不行的。
尽可能地削弱敌人，保存自我，在这方面我们红军最为擅长，只要始终坚持下去，迟早有一天能够把日本人赶出中国。”
程刚知道，就目前的局面，指望苏联人派兵拿下东北是基本不用想了，人家顶多过来帮忙摘个桃子，要收复东北，终究还是得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
而且以红军现在的发展速度，时间还是站在土共一方的，至于东北易守难攻的局面确实难搞，但车到山前必有路，以后总会有办法的，何况他也不是没有准备。
只是张汉卿对此却不置可否，见程刚又跟他打起了马虎眼，他面色不渝地叹了口气，就不再说什么了。
第四百四十六章 乱象
“现在吉将军的情况怎样了？”一下飞机，见到在跑道旁迎接自己的罗荣桓，都没来得及客套，程刚首先就问了一句。
罗荣桓则很是干脆地回道：“五天前送到这边做的手术，现在已经苏醒过来了，医生说暂时来看问题不大。”
“那就行，我这回带了不少药过来，等会让医院的同志过来接收一下。“程刚轻轻点头，继续对罗荣桓说道：“对了，林彪现在在哪，我去找他。”
既然知道吉鸿昌没有大碍，那么程刚便将此事放在了一边，他现在更为关心的，还是如今的察东战事。
时间已经来到了33年10月，过去的几个月里，就在东北军与红军激战又和谈的同时，的察哈尔同盟军也如历史上一般，短暂闪耀后便落下了帷幕。
这并非土共或者说程刚不愿帮上一把，而是这支部队从诞生之日起，就有着相当严重的先天不良。
一方面，同盟军内部龙蛇混杂，其构成既有年初时退到察北和张垣等地的东北义勇军和抗日部队，如李忠义、邓文、黄守忠等部，再加上其他不甘投降日寇，逃离东三省的零散队伍。
其次则是之前驻守在热河的国党41军，孙殿英部和汤玉麟的残部，以及之后陆续来投的各地军队、青年学生，最后编成了十三个军另四个师。
如此总共加在一起，兵力不下十万人，看似声势浩大，但内在虚弱，战斗力极其堪忧。
另一方面，冯遇祥之所以能够将这只乌合之众统合到一起，最主要还是利用了土共北方支部的力量，如果没有这些党员干部的通力协助，早已下野的冯遇祥可能连自己的基本盘都没有。
但问题也是出在这里。
4月份红五军团东渡黄河，击败晋军，随即来到晋冀边界开辟根据地，5月份抗日同盟军成立。
按照土共中央的计划，二者虽暂不具备合并的条件，但可以在抗日一事上通力合作，围绕张垣城，一南一北在晋察冀一带站稳脚跟。
最初的发展还是颇为顺利的，考虑到红五军团初来乍到，穆、洛两人没有立即采取激烈的军事行动，而是循序渐进。
以阎西山让出的灵台县为出发点，逐步将红军的影响力拓展到了周边的广灵、涞源、蔚县等地，队伍也有所扩大。
当然，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在山区建立了一套极小规模的后勤团队，为部队维修枪械、复装弹药以及医治伤员。
光是这些种田举措就花费了两位指挥员极大的精力，期间虽然也有关注北边的情况，但没曾想岔子出现得太快了。
与红军一步一个脚印的作风不同，冯遇祥的同盟军行事要更为激进大胆，刚一成立便开始了浩浩荡荡的收复行动。
从六月底到七月初，同盟军连续拿下了康保、沽源、宝昌和多伦四县，一时间名声大噪，国内纷纷响应。
但如此行为也引来了多方针对，首先自然是向来强调“攘外必先安内”的常委员长。
同盟军打起旗号之后，这位第一时间站出来指责冯遇祥冒名抗日，不仅立即下令封锁平绥线，截断了同盟军的经济后援，最后还给捐款接济冯遇祥的朱庆澜冠上了贪污罪。
同时，常凯申甚至直接让北平、晋省等地的部队向察哈尔进逼，并派出大量特务前往同盟军中联络各方将领，使得这支本就难以团结的部队更加离心离德。
其次的麻烦则是日本人，必须强调的是，之前同盟军收复察东四县，除了在多伦县曾与当地伪军爆发过激战外，实际并无太多硬仗。
这里主要也是日军拿下热河不久，又在长城一线与中国军队一直战到5月，加上东三省内部的烽火也远未熄灭，所以能够派到草原的兵力尚且有限，动用的部队还是以伪军为主。
比如同盟军进攻多伦时，此地驻守的就是一支约6500人的伪军部队，再加上由20多名日本人，三辆装甲汽车组成的特设队。
所以，虽然同盟军最后成功拿下了多伦，但这点损失对于日军来说根本不值一提。
反而是同盟军这边，不像日伪军可以由后方的关东军第四骑兵旅团派出骡马队补充给养，冯遇祥的物资基本上用一天少一天，而常凯申的封锁就更是使得局面雪上加霜了。
等到了8月，日伪军兵分两路卷土重来，负责前沿防线的吉鸿昌部奋力抵抗，勉强迟滞了敌人的攻势。
但是缺枪少弹的同盟军处境越来越艰难，经费耗尽，外援无望，枪弹粮食均无法补充，内部不稳，最后冯遇祥不得不解散了同盟军司令部。
本来其实可以不止于此，因为就在张垣南面便是红五军团开辟的根据地，刚刚白手起家的林彪再穷，省出点物资接济同盟军也是够的。
但恰逢此时，苏联方面横插一杠，土共北方支部也乱成一团，使得局面变得更加复杂。
应该说这时期的莫斯科在对华政策上，实在是让人捉摸不定，对于土共的态度就不提了，现在两边仍未达成完全的信任，只是勉强做到了互通消息。
而在其他军阀的问题上，苏方先是答应冯遇祥可以从外蒙提供一定军火作为补给，但之后却不知怎的又没了消息。
而就在同盟军成立后不久，《真理报》便发表评论，声称：“冯遇祥虽为自己的行为披上了‘保卫祖国，免受日本侵略’的外衣，可事实上，他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最积极的代理人。”
当这份评论后来被传到土共中央时，只得到了李润石的一句评语：“不知所云！”。
但现实总是戏剧化的，从六月底开始，先是遭殃军对多处南方根据地进行大范围围剿，后是东北军进攻陕北，这不仅极大地触动了国内同志的心弦，也让收到消息的苏联变得愈发敏感。
或者说这两年苏联一直都相当敏感，自九一八之后，他们就对日军的行动极其警惕，忧心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场景再度上演。
为避免与日军的冲突，苏联还在今年年初，将本应由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直接出售给了所谓的“满洲国”。
前不久，他们又向土共发来指示：“推翻国党统治将是进行民族解放战争的先决条件。”
接着土共内部也冒出了一些教条主义者，武断地把整个国党看成是毫无区别的铁板一块。
霎时间各种奇葩言论层出不穷，纷纷把国党内各个派别说成是哪门哪派帝国主义的走狗。
就连对那些发表抗日反常言论，甚至率部抗日的将领，也有人认为他们是打着“抗日反常旗号与常争夺地盘”、“欺骗民众的把戏“，实际上是充当帝国主义的“奸细“。
进一步的，针对那些坚持抗日的国党军队，“要兵不要官“的言论也时常会在党内出现。
就差没有把矛头由外向内延伸了。
从表面上看，自李润石上台之后，土共的统战政策就有了相当明显的进步，但在基层组织中，仍有大量同志断定：“任何国党军队的长官都不可能接受统战的条件”。
在这些同志的理解中，提出统战的目的仅仅在于揭破常、汪的“欺骗宣传”，至于实际操作中，还是要执行“下层路线”策略。
所以近几个月的时间里，光是为了压制和说服党内那些反对的声音，李润石和伍翔宇等人就耗费了极大的精力。
可以说，能够让陕北战役适时结束，且没有受到不必要的干扰，成功与东北军达成和谈，这背后土共中央可是投入了不少的心血。
但与之形成反例的就是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了，虽然红军与其一直都算是盟友关系，也从未爆发过什么冲突，但中央在北方支部的影响力向来薄弱，反倒是苏联（或者说留苏派）在此颇有声势。
这其实也反映出了土共眼下的问题，那就是自去年路线转变之后，各地之间除去已经落实政策的根据地外，还有大量支部仍未及时改变观念。
比如北方支部的汇报中就是这么描述的：“自从冯遇祥移居张垣以来，此地成为北方军阀政客组织争夺战争与反常运动的一个策划中心，集合了许多失意的政客。
建立了各派别，特别是反常派别的联系，纵横捭阖地进行反革命夺权夺利的阴谋活动”。
“大家都想地盘拿在手里，争取出卖投降”“不得志的冯遇祥便乘机恢复日本在华北的老牌代理人目的，大肆活动。”
应该说这些总结并非没有道理，毕竟军阀的反动性本就是根深蒂固的，但过于片面地看待军阀势力，而忽略其可能的进步性，并主动抗拒与其合作，这同样会导致不少麻烦。
虽然林彪曾多次派出代表前往同盟军联络当地的同志，但依旧有人主张，要将受到土共思想影响队伍集中起来，进而发展为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并在合适的地区建立苏维埃。
最后经过多方整顿，北方支部的思想终于逐渐统一起来，并开始配合红五军团的行动，但这时同盟军已经日暮西山，结果还是成了另起炉灶。
至于吉鸿昌的负伤倒纯粹是一次意外了，8月底同盟军解散之后，他没有如历史上一般盲目向昌平进发，而是安排到了赤城县，在此和其他同志一同开辟平北根据地。
可红军刚在此地站稳脚跟，问讯而来的国军就开始进攻，最后迫使红军放弃了赤城县，吉鸿昌也是那时腿部中弹，被战士们运到后方治疗。
第四百四十七章 晋察冀的复杂局面
“我刚才大概看了下你们的报告，先前开辟平北根据地的做法还是太粗糙了。
直接把吉鸿昌的部队调到那里，基本相当于竖个靶子让敌人来打，目标过于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