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况，自信背靠苏联和共产国际，又有老师米夫支持的王冥，自恃也用不着顾瞬漳的帮助，甚至可以说根本就看不起这个小瘪三出身的人物。
但在这个已经被程刚干扰得面目全非的时空之中，所有的情况自然是截然不同了。
王冥最初展露头角的那波操作倒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受到伍翔宇、李润石一派的影响，他这个反对派跳得还不够吸引眼球，效果没有那么明显罢了。
这里最关键的还是斯大林态度的不同。
自从上位以来，这位铁人同志就在不断地清理党内的异见分子，短短几年就将整个苏联活生生地拧成了一条绳。
所以无论是在哪个时空，米夫的所作所为都需要严格跟着斯大林的指挥棒来走，否则别说政治生命，真实生命都可能不保。
当然，这并不是说米夫就不会玩点欺上瞒下的把戏，而是他肯定不能做出任何忤逆斯大林本意的行为，甚至有时还需要努力揣测这位领袖的想法，以做到“简在帝心”。
所以当斯大林认为以李利叁为首的一派人不仅不愿意听从他的指示，而且还妄图反过来影响苏联的决策时，那么这一派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派米夫过来正是为了完成这一任务。
具体如何完成，则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考量。
说到底，这些年来投入经费养着土共，除了一部分理想因素外，更多的还是为了苏联本身利益考虑。
至于李利叁指望的，在他冒险成功后苏联能够直接从蒙古出兵援助，又或者亲自武装一批华工投入中国战场，无疑就是异想天开。
要知道，那位可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别说做了，提都别想提出来。
再加上冒险路线最终宣告失败，更加显得申城这批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哪怕只是为了不让他们给苏联添麻烦，也必须撤下来才行。
而老一派撤下来后，应该换谁上去，则有两种思路，首先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既然本土人员不靠谱，那么就只能把自己培养的一批布尔什维克推出来，起码看起来很有道理的样子。
整个逻辑在苏联这边来看，不谈完美无缺，但也算得上环环相扣，没有半点毛病，至于干涉土共的内政这件事，对于苏联人而言简直毫无心理负担可言。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另一条思路，历史上并不存在，但眼下其实已经出现了，从而使得时间线发生了变化。
于是摆在斯大林面前的就剩下了两种选择，让留苏派空降，或者让伍翔宇重组，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苏联的利益。
而且不管是哪条思路，米夫一旦成了具体的执行人，往里面掺和些私货，把自己看重的学生插进来，并且偷偷使用些手段扶上位，只要做得不算过火，而且最终能够证明有效，那就根本算不得什么，可以说无伤大雅。
若是举个更加通俗的例子，并进行简单的换位思考，估计大部分人都会清楚自己应该怎么做，不管空降也好，重组也罢，原来的那批人必须要清理干净。
这可是自家组建（收购）来的分公司，一直到现在连基本的造血能力都没有，还需要总部不断输血维持，那么之前的管理层不中用，还不让我赶紧想办法挽回局面，继续留着等破产么？
反过来说，若是这家分公司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可以给总部上缴利润，并愿意配合总部的战略行动，而且还不会随便给上级添麻烦，那么他们自然也乐得继续保持现状。
甚至适当给下面松松绑，提供必要的自主权，也不是不能够考虑的事情，但这一切的前提，始终是确保总部在分公司的利益绝对不能受损。
比如说，若是这时候出现另外一家企业，暗自收买分公司的管理层，来一招借壳上市，而且还让他们原先的投资彻底打了水漂，并从此丧失在当前细分市场的话语权，那么只有傻子才会坐视这样的事情发生。
哪怕真的出现了类似情况，那么至少也得保证不能亏本，而且若想让他们能够愿意配合行动，还要让他们认为自己赚了才行。
毕竟凡事总有个先来后到，人家投入了这么多时间、精力和资金，好不容易开辟出来一番局面，正打算继续深耕下去，结果一转眼就成了别人手中的资产，这肯定是不行的。
不过既然是从利益的角度来考量，那么事情其实也变得更加简单，一切不过是讨价还价而已，因此说来说去就是这么一句话：
“这可是我的至爱亲朋、手足兄弟啊，得加钱！”
举的例子当然有失偏颇，实际的政治考量必定要比这些粗俗的描述复杂得多，尤其里面又融合了理想、现实等多方面的因素。
但若是简单来看的话，眼下的局面为何会和历史大相径庭，伍翔宇为何不用隐忍退让，甚至延伸到王冥会不会放弃宗派成见，选择接纳拉拢顾瞬漳，都可以从这里面窥得一丝脉络。
第287章 内与外（上）
从抵达莫斯科开始，伍翔宇的一系列行动，就是为了准备给斯大林提供另一种选择，哪怕不用空降派，他也可以把土共管理好，并且能够尽力满足苏联的需求。
这也是无奈之举，作为一个分公司的管理层，在没有足够的资本和战绩证明自己的实力之前，贸然提起要搞独立自主，要实行MBO（管理者收购），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别说总部同不同意了，就连分公司上上下下的这些人，是否愿意脱离原有大企业的光环，跟着这个新老板重头开始，也是说不准的事情。
但不管怎么说，至少相比于让上头随便派几个少爷空降下来管事，先想办法迎合总部的需要，再通过实际行动完成逐步的独立计划，起码看起来要好实现很多。
所以上交先进技术也好，实现从莫斯科到瑞金的通信也好，包括中央苏区在内部的若干宣传手段，以及9月份那场浩浩荡荡的北上，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为了这个目标服务。
至于由此带来的潜在隐患，只能说这本就是“和人说人说话，和鬼说鬼话”，因此说着说着，连带把自己人也给说信了，甚至都可以算是必须要达到的效果，这样才不至于引起不必要的怀疑。
要知道，现在的中央苏区当中，从苏联、申城和其他各个地方赶来的同志，算是占据了所有干部里相当不小的比例，在高层当中尤是如此。
这还是在中央机关没有正式迁入此地的情况下，后面若真的转移了过来，局势还要更加复杂。
而面对这些外来的和尚，李润石的资历实在算不上有多深厚，没有留过洋，也没有正式学过马列主义，甚至每回出口都是些粗俗且离经叛道的怪异言论，他想要稳住当前的位置，哪怕身后有伍翔宇的支持，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在这种极其敏感的关键时期，也只有赶紧撑起苏联老大哥的旗号，才能暂时维持住好不容易闯出来的局面。
而且就连撑旗这件事，那也是不是轻易就能办成的，不然论起“贴心”来，本土派肯定不如留欧派，留欧派又必然比不上留苏派，大家凭什么让李润石站出来撑旗呢。
甚至这都不算是个人恩怨，也不是纯粹地就瞧不起谁，而是相当多的同志是真的发自内心地相信，他们信仰的道理才是正确的，他们找到的路线才是必将要成功的。
所以大家其实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责无旁贷的自觉性，主动站出来引领团队的走向。
毕竟在这个时候敢于把脑袋别在腰上干革命的同志，除去少数一些投机分子外，大部分都是理想主义者，而对于理想主义者，就别指望能够轻易改变他们的想法。
这也算是李润石和程刚逐渐总结出来的经验，当初最为典型的参考对象就是刘安攻了。
这人你可以质疑他处理政治关系的具体能力，也可以质疑他对马列主义的认识水平，但对于一个甘愿抛弃原本的富裕生活，冒着枪林弹雨去战斗的同志，谁也无法质疑他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和追求。
所以想要取得这类同志的支持，就必须求同存异，尽量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才有可能做成事，否则光是相互吵架，搞内部斗争，就会耗尽一个组织本就不多的精力。
这便是整个过程中最为艰难的一步了，既然大家都是打着苏联的旗号，那么为何不能由其他人负责，在没有经历过血淋淋的惨痛教训之前，想要说服其他人可不容易。
可以说，如果没有程刚的话，这件事是绝对做不成的，让一个本土派出身的干部扛起苏联的大旗，这种显而易见的矛盾就决定了其几乎为零的可行性。
所以历史上的李润石只能走上一条更为艰辛，代价更大，当然也更有收获的道路。
当所有理想或投机的干部，被动或主动地扛起大旗，保守或激进地惨遭失败后，面对生与死的抉择，大家就不得不团结在了李润石的周围。
毫无疑问，那种在生死考验之下形成的政治局面，必然是前所未有，甚至可以说空前绝后的牢固。
而且在有程刚参与的情况下，或许还能尽可能保住既有的基本盘，使得李润石的威势相比于历史更为强盛。
但显然的是，不只是程刚，就连李润石自己，也不可能坐视整个组织再次走上这条血与火凝结而成的道路，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哪怕这么做反而可能损害到他们的利益，他们也想要去尝试改变。
既然历史上那条可以复制参考的路线没法走了，那就只能重新开辟一条新路，要解决这里的核心矛盾，关键就在于话语权的问题。
留苏派为何能有如此大的威力，在没有任何执政经验，甚至没有半点资历的情况，刚一落脚就能迅速掌握一方大权，其实正是他们的话语权，或者说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解释权。
掌握了这个权力之后，那么完全可以做到“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而且在被现实打脸之前，任何人都没法改变由这一权力下达出来的决策，同时权力越大，就越是难以质疑。
好在的是，在外来干部集中涌入中央苏区之前，通过谷田会议等一系列措施，这里已经初步地统一了思想，李润石天然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
而在程刚的积极准备之下，那些留苏派们想要随随便便夺下权力，也绝不会如同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说到底，对于一个以理想主义者为主要群体的组织，最为紧要的就是理论问题，剩下的带兵打仗、经营政权等等，都可以算作次要考虑的因素。
除非确实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逼得同志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他们才可能考虑暂时放弃或者改变既有的理论。
而在程刚这边，掌握了大量后世资料的他，最不缺的就是那些逻辑足够自洽的条条框框。
再加上程部长大力发展起来的教育事业，至少跟那些死脑筋的教条主义者斗上几个来回，是肯定够了，而且也不用担心其他同志因为对方似是而非的理论，而产生立场的偏移。
同时在中央苏区内部用各种五花八门的手段，宣传苏联的先进性，这同样也是任何人都挑不出毛病的举措，至于这些先进性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原理，自然就是由话语权最高的人员负责解释了。
在这方面，吸收了后世经验的李润石，论起宣传能力来绝对可以吊打其他所有人。
对于那些头脑中一片空白的人员，自然随便什么画笔都可以在上面留下深刻的印迹，但若是他们已经形成了初步的轮廓，后面添加上去的线条若是不能遵循原有的规律，就很可能导致下意识的抵触。
而反过来看，在手拿油彩的老画家面前，哪怕新来的画手脑中已经有了模样，他也可以大笔挥洒上去，直接将其遮掩覆盖，无非是多花费些时间而已。
这些便是对内的策略，此外当然还有对外的方案，两者应该算作相辅相成的关系。
苏联或者说斯大林肯定不会因为这些简单的套路，就直接决定支持伍翔宇的所有行动，眼下伍、王两派的僵持，其实就是莫斯科一力造成的局面。
在这边看来，虽然不知道具体的底细，但土共内部绝对已经出现了一股相当强大的势力。
最初有人认为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李润石，但很快伍翔宇的表现让苏联很快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他身上。
作为土共近两年来的实际主持人，伍翔宇的分量在眼下肯定是要远远大于李润石的，所以当这般人物成了某一个派系的代表之时，就意味着这一派很可能具有决定土共走向的能力。
而最值得警惕的是，该派背后的武力，同时也算得上土共最重要的军队，那支红四军从一开始就透露着各种难以言喻的诡异。
三年的时间已经足以暴露很多关键要素，几乎所有利益相关人士，都知道了红四军一直在大规模使用各类苏式装备。
再结合工农红军的背景，无论是中国国内，还是国际列强，甚至苏联内部，都普遍认为或者怀疑这是苏联人插手的结果。
当然苏联官方肯定是不会承认此事的，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没有站出来明确地否认，这样让他们受到了不少列强的反对和抨击，同时也大大提高了苏联在中国事务上的话语权。
英日等国一边努力扶持常凯申等军阀势力，好让他们赶紧把这股强得惊人的赤匪消灭干净，另一边又得摆出一副伪善地姿态，努力把苏联人拉到谈判桌前，请求这个粗鲁的毛熊不要随便给自己添乱。
所以在红军没有彻底倒下之前，苏联其实可以从中获取到不少好处，因为他们“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在中国扶持起这股力量。
至少日本人在做出任何可能影响到，苏联远东地区的行为前，都必须顾忌到这个能力，无形中这就是一种威慑。
至于列强们的报复，一路被针对过来的苏联人表示，根本就是虱子多了不痒，何况眼下西方各国连自己都顾不过来，更加不用担心。
但哪怕再怎么虚壮声势，苏联高层们也相当清楚，他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能力， 一切都不过是一场误会，再加上略微地因势利导而已。
所以论起对红四军的好奇心，整个世界还要数苏联高层和负责此事的秘密机关最为旺盛。
毕竟从已经显露出现的迹象看，这般运输能力实在是太过诱人，如果苏联可以完全控制住，那么不止中国的革命可期，苏联的远东也能无虞。
更不用说中国若真要革命成功，哪怕只是分裂出一小块出来，也可以给他们平添一个相同阵营的盟友，对于一直被世界孤立的苏联而言，这样的诱惑完全无法抵挡。
唯一麻烦的是，直到现在都没人能查出来，那条隐蔽到几乎看不见的交通运输线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这就给一切考量添加了相当多未知的变数。
第288章 内与外（下）
说起来，短短三年的时间里，苏联对于整件事的态度也经历了若干次波折，从最开始的无视，到怀疑，下意识地抵制，并暗中调查，接着伍翔宇抵达莫斯科，送来了一份足够分量的大礼，这才初步改变了斯大林的想法，使得双方的关系多了那么一丝合作的味道。
其实对于苏联而言，如果真的出现了这么一股至少可以算作中立的势力，愿意站出来支援土共和中国红军的发展，那么在确定基本利益不会受损的情况下，他们还是愿意考虑坐下来好好商议一番得。
而且要是再等到几年后，国际局势发生重大改变，面对德、日两国法西斯气势汹汹的逼迫，苏联甚至连已经撕破脸皮常凯申，都肯捏着鼻子过来合作，就更不用说程刚这个未知的，却又对社会主义革命表现出足够善意的势力了。
但最麻烦的还是在这个未知上，从前年开始苏联的情报机关就着手调查此事，可一直到了现在都没有找到明显的线索，甚至当伍翔宇跳出来的时候，都没人预料到他已经被“拉拢”了过去。
这在引起苏联人的强烈警惕同时，又让他们终于还是定下了合作的基调，要知道再不合作的话，土共的半边天都要被挖干净了，到了那个时候，在中国缺乏投放能力的苏联就再也没有谈判的余地。
所以说，不只是伍翔宇、李润石不想看到土共分裂，苏联同样也不愿意将事态逼到那般地步，麻杆打狼两头怕，因此双方就这么不清不楚地将错就错，达成了最脆弱的一种默契。
不过默契到底是默契，哪怕再脆弱，也可以让伍翔宇这位高超的政治家做成不少事情，比如张国彪一案，在米夫力保的情况下，此人最后还是交由了伍翔宇处置，这里没得斯大林的首肯，是不可能办得到的。
而伍翔宇一直以来在莫斯科的低姿态，也让斯大林看到了他合作的诚意，否则的话，在苏联人眼里，若是一个不知底细的暴发户突然闯了进来，说是要收购他们的分公司，那么他们很可能只会愤怒地把人给打出去，并直接断绝双方的关系。
之后到了申城这边，其实也是类似的情况，李利叁这批老一派是肯定要倒台的，对于苏联而言，最好的情况当然是空降一批最为忠诚的干将过去接手，但伍翔宇要掺和进来，他们也不可能强行拦住。
只是完全交由伍翔宇肯定也是不行的，苏联人非常清楚自己的弱点，除了在理论上的指导，以及对人员的培养外，他们并没有太多手段，可以影响到中国的革命活动，过去一年申城的“独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因此伍翔宇前脚回国，刚刚把局面理顺，米夫后脚就跟了过来，双方在清算老人的同时，又在无形之中分为了两个派系，从而陷入僵持之中。
这个结果对于莫斯科而言不算太好，当然也不算太坏，只要还能继续在土共内部保持影响力，那么他们也愿意看到土共继续发展壮大，更不用说还有希望坐等分红，就目前来看，伍翔宇一系确实具备这个能力。
米夫当然也清楚这一点，他被派过来不是当太上皇，也不是当钦差大臣，而是一个安插在此的钉子，所以他很自觉地控制了自己的行动，没有刻意地针对和刺激伍翔宇。
但这并不代表米夫就甘于接受这一现状。
米夫的职位放在苏联来说其实并不算太高，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按照后世的标准，大概也就算是个厅局级干部，所以密级并没多高的他，还没资格了解到整件事背后的脉络。
只是在离开莫斯科之前，他被告知了一些简单的注意事项，要搞好和伍翔宇一派的关系，同时又要对其时刻警惕，但凡大小事务都要详细记录并上报。
所以一方面，米夫对于普遍流传的，苏联人支援土共革命的消息深感怀疑，认为其中肯定存在他并不知情的隐秘，否则国内根本没道理绕开共产国际去做这件事，同时还画蛇添足地把他派了过来。
另一方面，虽然很想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但米夫也不可能违逆斯大林的指示，只能在画好的界限内动些手脚，同时暗地里为自己一派谋求更多的权力。
毕竟若真按既定的路线办事，虽然不会犯错，但他埋下的钉子实在没有多少话语权可言，连权力的油水都捞不到，这波过来不就吃亏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