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周天培、李定太、明安泰等部残敌，已被压缩至霞浦县城、清湾镇、杨梅岭这一狭小三角地带内负隅顽抗。局势已然明朗，全歼此敌，只是时间问题。”
他手中的细杆重点圈点了几个位置：“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清湾镇的李定太部。此人乃江西九江宿将，曾参与九江大战，极为悍勇。十月中旬在渔溪，其部曾给我第四军造成不小麻烦，战力惊人。不过，自福州沦陷消息传至，该部军心崩溃，三日溃退百里，现已龟缩清湾镇，锐气尽失。”
“周天培部则聚集在盐田堡、杨梅岭一线，与我第二军有过交锋，战力尚存但已成惊弓之鸟。”
“至于满人明安泰等，则固守霞浦县城，据报正在疯狂抢夺渔民船只，有从海上逃窜的迹象。不过何名标军长的水师已严阵以待，绝不会让其轻易脱身。”
秦远听完汇报，微微颔首，并未立刻下达最终指令，而是将目光转向作战室内那些年轻的面孔。
一众作战室参谋以及七八名刚刚从教导团以优异成绩毕业、在此见习的军官。
“局势已明，若换做是你们来指挥这最后一击，当如何部署，以求以最小代价，竟全功？”
他声音平和，带着考校与鼓励的意味。
话音刚落，一名年轻参谋便抢先发言：“禀统帅，属下认为当‘分而歼之，先弱后强’。”
“三部之中，周天培部虽有一定战力，但连续受挫，士气最为低落，且位置相对突出。可令第二军主力自宁德快速西进，会同第四军一部，以泰山压顶之势，先解决杨梅岭、盐田堡之敌！第二军乃我军精锐，歼灭此部残兵，当如探囊取物。”
“不然！”另一名戴着眼镜、更显文气的参谋反驳道，“属下认为，强攻虽可胜，但伤亡必大。眼下敌已成瓮中之鳖，军心涣散，何不尝试‘攻心为上，迫其投降’？可派使者，陈明利害，允其放下武器，可保性命。”
此言一出，立刻引来反对：“投降？这些清妖手上哪个没沾我光复军弟兄的血？岂能轻易接受他们的投降，必须血债血偿！”
“此言差矣！”又一人加入讨论，“接受投降，可极大减少我军伤亡，更快结束战事。况且，福建光复在即，百废待兴，各处修路、筑城、开矿，正需要大量劳力。这些降兵，正是现成的苦役。即便福建不用，亦可如统帅在《海权论》中所言，发配至台湾岛进行拓荒建设，一举两得！”
“对！台湾乃我东南屏障，开发台湾需大量人力，此正其时！”
一时间，作战室内争论不休，各种策略碰撞，虽显稚嫩，却充满了活力与思辨。
秦远听着这些七嘴八舌的议论，脸上反而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他要的就是这种氛围，各抒己见，方能集思广益。
这些年轻人，经过参谋部的锻炼，再下放到基层部队中去实践，假以时日，必将成为光复军新式指挥、训练和政工体系的栋梁，彻底重塑这支军队的组织形态。
他不再关注争论，侧身低声问张遂谋：“元宰，统帅府迁移福州之事，筹备得如何了？”
建宁府地处闽西山区，交通不便，已不适合作为掌控全省的枢纽。只有坐镇福州，他才能更有效地控制全境，并启动后续更为宏大的计划。
“禀统帅，各部门行装已基本整理完毕，今冬军粮也已开始通过闽江源源不断运往福州库区。预计三天后，大队即可启程，完成整体迁移。”
张遂谋回道，随即想起一事，低声请示：“统帅，关于仍关押在牢中的杨家几兄弟……您看如何处置？是否一并押往福州？”
“杨家几兄弟？”秦远怔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指的是杨辅清、杨宜清等人。
他不在意地摆摆手，“不必了，浪费粮食。给他们些盘缠，逐出福建境内，任其自生自灭，让天京洪秀全头疼去吧！”
“放了？”张遂谋有些顾虑，“统帅，杨辅清在旧部中尚有些许人望，此举是否会动摇军心，导致一些人……”
秦远洒然一笑，打断了他的担忧：“元宰，你多虑了。若时至今日，杨辅清还能从我光复军中带走一兵一卒，那只能说明，这些人本就不是真心归附。走了，反而是好事，替我们净化了队伍。”
他语气转沉，充满自信，“至于你担心的大规模动乱，你这是小瞧了我们这几个月在福建推行的新政，小瞧了我们对军队从上到下的彻底改造啊！”
正说着，作战室的门被轻轻敲响。
余子安快步走了进来，来到秦远身边，低声道：“统帅，沈葆桢到了。”
“哦？”秦远眉梢一挑，有些意外，“你们是在何处接到他的？”
余子安神色略显古怪：“回统帅，我们并未接到他。是他自己找上门来的。”
“据他所说，他是从崇安县一路坐车，步行而来，还在府城内客栈住了一晚，观察市情，今日方才递帖求见。”
“哦？沿路观察？”秦远眼中闪过一丝真正的兴趣，这与他预想中仓皇来投的落魄官员形象颇为不同。
他转身对张遂谋道：“元宰，接下来的会议由你主持。对于福宁府的清军，原则是尽可能争取投降，减少无谓杀戮，毕竟多是我华夏子民。但若冥顽不灵……”
他语气淡然，却带着决定十万人生死的绝对权威，“那便在战场上，见个生死吧！”
权力，这便是权力的滋味。
秦远步出作战室时，心中掠过一丝明悟。
这与在商海中积累财富数字的快感截然不同，这是一种执掌乾坤、左右亿万人命运的力量感。
更原始，更直接，也更令人……沉醉。
在统帅府简朴的接待室内，秦远见到了这位历史书上鼎鼎大名的人物。
沈葆桢约莫三四十岁年纪，面皮白净，体型微胖，若非一身洗得发白的儒衫，看上去更像一位富态的商人，而非一位封疆大吏。
更难以想象他将是未来与李鸿章北洋而南北并立的“南洋大臣”。
秦远没有客套寒暄，径直走到对方面前，目光平静地直视着他，开门见山：
“沈大人，你好。”
“我是石达开。”
第290章 用制度防止腐败，用权利制约权力
建宁府，光复军统帅府接待室内。
炉火微暖，茶香袅袅，将初冬的寒意隔绝在外。
秦远与沈葆桢相对而坐，没有过多的寒暄与试探，两人的对话直接切入了最核心的议题。
——【统治的根基，基层的治理】
秦远拿起沈葆桢那份《地方税制沿革与光复区治理刍议》，开门见山：
“沈先生大才，此文纵览古今，洞见深刻。”
“但我有个问题一直想不通，先生文中提及，自古皇权都想控制乡村，但是我观历代兴衰，其深入之方式与成效，差异极大。”
“在先生看来，从秦朝到清朝，这‘皇权下乡’之策，其根本演变与关键差异到底在哪？跟我们现在在福建做的事，又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沈葆桢早已料到必有此问。
他轻呷一口清茶，温润的茶水仿佛也滋润了他梳理清晰的思路，从容开口，不紧不慢道：
“统帅明鉴。要说明白这事，得从唐朝这个转折点说起。”
“唐？”
沈葆桢轻轻点头，如数家珍道：“唐朝以前，特别是秦汉时期，实行的是‘乡官制度’。”
“比如‘什伍制’、‘乡亭里制’，按户口编排，五家一伍，十家一什，百家一里，千家一乡，分别设里长、乡长或称三老、啬夫。”
“这些乡官虽然不是朝廷正式官员，但是由地方推举、官府认可的，负责教化、审案、收税、派役，实际上是皇权在乡村的正式代表。”
“这个制度表面上看是乡村自治，其实已经通过这些‘乡官’，把皇权之网铺到了每个角落。”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亦言，此乃‘皇权下县’之明证，何来后世所谓‘皇权不下县’之虚言？”
他话锋一转，切入重点：“但是隋唐之后，科举制度成熟，流官制度固定，这种'乡官'选拔制度就慢慢废弃了。朝廷派遣的州县官员，数年一任，如同流水，难以深入地方。而政务越来越繁杂冗沉，胥吏这个群体就快速膨胀，成了实际办事的人。”
“胥吏者，王朝之爪牙，亦为地方之蛀虫。”
沈葆桢语气沉重，“他们长期在地方，熟悉各种政务细节，收粮断案都要靠他们。皇权看起来是通过胥吏更深入地控制了乡村，但实际上这个权力已经转移、甚至落到了胥吏阶层之手。”
“至明清两朝尤其如此，州县正官如同傀儡，胥吏反倒成了真正的‘地头蛇’。”
“这正是顾亭林所痛心之‘百官皆虚，而吏胥皆实’之局！”
沈葆桢沉声道：“皇权欲下沉，然沉下去的不是仁政，多是盘剥！”
秦远此前对于胥吏的说法，听过的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天下胥吏皆可杀”！
此刻，从沈葆桢口中听完历代基层权力演变，对这句话的认识更深了。
怪不得明朝后期，地方基层糜烂至此。
而到了清朝，又催生出了如此变态的局面。
“沈先生，请继续讲下去。”秦远对于沈葆桢的言论更感兴趣了。
沈葆桢点点头，伸出两根手指，“基层权力第二个关键点，便是皇权与绅权的互相博弈。”
“皇权想直接控制民力与财税，而地方乡绅，诸如退休官员、有功名的人、大族领袖，他们靠着他们的田产、声望和宗族势力，也想把持地方。”
“双方争夺的焦点，就是人口和赋税的控制权。”
“乡绅不会主动把资源交给国家，所以想出各种手段，隐藏田地和人口，对抗皇权的汲取。”
“朝廷为了应对，就不得不依靠胥吏去‘刮地皮’，反过来又加剧了胥吏对乡绅和百姓的压榨。”
“每朝每代的农民起义，其根由大多借由此而来。”
“今天，太平天国起来造反，其中一个根源，便是这基层汲取之制已烂到骨子里，官逼民反！”
说到这里的时候，沈葆桢眼中尤为的凝重。
他提到湖南骆秉章、左宗棠的“公局政治”，认为那是无奈之下“以绅权代胥吏，暂补皇权之不足”，虽聚财有力，然终是权宜之计，且使绅权坐大，未来恐成尾大不掉之势。
“所以说，”沈葆桢总结道，“纵观千年历史，传统帝制下的乡村，非胥吏横行，即乡绅坐大。”
“所谓的‘民间自治’，其实是虚妄而已。”
“老百姓生活在其中，都要看人脸色，哪里谈得上自主？真正能自己生存、自己治理的空间，少之又少！”
这番分析脉络清晰，直指要害，秦远在心里暗暗点头。
这个沈葆桢，确实把传统基层政治的顽疾看透了。
“沈先生分析得很透彻。”秦远称赞了一句，随即转向现实问题，“那么，先生一路走来，看我们光复军在福建的做法，这个乡公所制度，跟你说的历代旧制度，根本区别在哪里？能跳出这个‘胥吏-乡绅’的循环吗？”
这正是沈葆桢这几天一直在思考的核心问题。
他眼前浮现出一路所见：宣传队讲解新政、农民按田亩交粮到公所、农闲时一起修水利…
“统帅推行的新政，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沈葆桢的语气带着敬佩和思考，“在我看来，这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权力来源和运作逻辑完全不同！”
“旧制度下，胥吏的权力来自上级任命，他们做事的逻辑是完成上面的税收指标，趁机中饱私囊是常态。”
“乡绅的权力来自宗族田产，他们做事的逻辑是维护自己宗族和乡里的利益。这两种人都可以欺上瞒下。”
“而光复军的乡公所，管事的人要么是军属，要么是地方推举的正派百姓，他们的权力，表面上来自光复军的任命，实际上更扎根于新政的公平和看得见的利益。”
他逐一说道：“是光复军施行的税赋明晰、胥吏贪腐被清除、公共工程让乡里受益。”
“他们做事的逻辑，首先是执行统帅府颁布的新章程，比如‘田多的多交，田少的少交，没田的不交’，这些章程是公开的，减少了操作空间。再加上宣传队不断讲解，让政策直接传达给农民，信息变得对称，旧胥吏上下其手的空间大大减少。”
“说得好！”秦远拍手，沈葆桢确实看到了关键，“公开、按规矩办事、去掉中间层的盘剥！这是新政的基础！但是——”
他目光锐利地看着沈葆桢，“先生也在广信试行过改革，应该知道人治的弊端。”
“现在的乡公所，可以依靠军威和初创期的清廉。但时间久了，先生在文章里也担心，这个乡公所，怎么能持久而不变质？”
“怎么能保证后来的人，不会变成新的‘胥吏’或‘乡绅’？”
沈葆桢深吸一口气，知道展现自己真正价值的时候到了。
他身体微微前倾，郑重地说：
“统帅担心的，正是长治久安的核心！葆桢愚见，欲破此局，需要双管齐下，标本兼治！”
秦远露出一副感兴趣的模样：“如何一个双管齐下，标本兼治？”
沈葆桢认真道：“第一，加大投入，强化组织。不能像清廷那样，让基层自生自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