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宗岱婚变案至此已走出江冬秀的阴影，胡适的调解实质上是帮这位年轻人的。因为“名誉大受损失”，暑假过去了，胡适对他就不续聘。宗岱与沉樱到日本去度蜜月……但故事的尾声却是：抗战胜利后，这对自由恋爱，从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小家庭破幻了（梁宗岱又有新爱）。江冬秀又作何感想呢？
村姑终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感情婚恋缺乏了解，而按自己的理解去做月老，执着地去办好事，再显霸气的是为她仅有一个亲侄江丕莹择偶的事了，可说是“乱点鸳鸯谱”。
抗战时，她避战乱在上海租界“孤岛”认识了小儿子思杜的光华大学同学高泽明。他们曾合租过姚主教路的一套小公寓楼房。高少爷的父亲曾是东北王张作霖帐下的参谋，东北沦陷后经商，十分富有。高少爷对江冬秀说，他的姐姐高泽桂在北京结识了你的侄子江丕莹，后一起留学日本，丕莹经济上得到泽桂资助，他们很有感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丕莹随其叔父江泽涵到了昆明，继续在西南联大求学。“但是，我姐留在东北，人隔天涯，无通音讯，可思恋得她发痴啦！”江冬秀一听，就快人快语地说：“那好办，我立刻就把丕莹叫来上海，你也叫你姐来上海。由我作伐，让他俩结婚不就得了！”江高两家果然都这样做了。1941年，江丕莹从昆明转道香港，由海路来到上海，住在江冬秀侄女婿程冶平家，等候高小姐来沪。“他人长得颀长，皮肤白皙，五官清秀，唯是略显苍老。”程法德回忆说：“冬秀外婆还是忙于搓麻将。丕莹娘舅就由我陪着，跑遍上海滩每一个角落。一路上总是他请客吃啦、玩啦，有时还购物，十分大方。这时我才知道他已经供职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有时还跑滇缅公路执行公务，收入不菲哩！但是为了顺从他姑妈一贯的节俭作风，就委屈住在我家三楼亭子间里，过了夏秋两个季节。”这年冬季，高老先生带着他的女儿高泽桂，从东北海陆兼程来到上海，乘着一辆华贵的马车，停在天主堂街50号程家门前。高老先生不愧关东富商，高大身躯，脸色红润，绸面长袍外罩了厚呢大衣，头戴水獭皮帽。他身旁的高小姐身材修长，鹅蛋脸型，五官端正，丝绒旗袍外罩件狐皮大衣，颜面浓妆艳抹，有些不仅庐山真面目了。江冬秀在程家客厅热情接待高氏父女。高老先生当即奉上四只木箱的嫁妆，大红礼单上写有狐皮统、翡翠珍珠金饰、现金存折等彩礼，并说，“长途跋涉，又是战时，路上有诸多不便，待小俩口成家后，我再给他们一份产业便了，尚请亲家多包涵！”江冬秀笑吟吟地当下就拍定结婚的日子。她大概从自己身上获得了教训，老姑娘等郎君不是个滋味，为怕夜长梦多，还是尽快把喜事办了的好，反正她与胡适一样，不信神卜，不用择日。
江冬秀以地主身份，张罗婚事。婚仪很简单，就在福建路模范村的她干女婿钱思亮家中摆了三席喜筵，宾客都是她圈子中的人：钱思亮夫妇、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太太、农林部长周怡春太太、名医李冈太太、张慰慈太太、竹垚生夫妇、侄女夫婿程冶平、胡惠平等。喜酒吃罢，她果断地将新婚夫妇向西摩路的沧州饭店头等房里一送，便了事了。
3、4天后，这对新婚夫妇启程前去大后方，江丕莹供职的昆明。不到一年，江冬秀在她的麻将桌上接到个晴天霹雳：泽桂精神失常了，夫妻无法共同生活，由老父亲赶去昆明，把她带回东北老家去了。江冬秀向她的两个干女儿跌足叹道：“我想天假因缘，促成好事，反倒把好事办坏了！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因子，高小姐不是有点郁郁寡欢的样子吗？她弟说这是相思病造成的。可谁想得到相思病发展成了精神病！”
顺带介绍一下，江冬秀牌桌上的两位干女儿。一位是周怡春的女儿、上海名医李冈博士的太太。周时任农林部长，在大后方重庆政府任上；周老太太与她女儿留在上海亚尔培路家中。周老太太不因她儿子驾机失事身亡而落泪，却为一局麻将掀翻了桌，岂不怪哉？另一位是钱思亮教授的太太。钱原在北大化学系任教授、系主任，为人温和恭谦，慎言慎事，北平沦陷后举家迁上海，经营一家化学厂；40年代末去台湾，后为胡适推荐任台湾大学校长。钱太太是广东人，性格活泼，对江冬秀“干妈，干妈”的叫得很甜，江冬秀很喜欢她。李太太性格内向，但以她鹅蛋脸儿、丰腴身材取悦江冬秀，干娘则呼她为“美人儿”。
江冬秀还有一位麻将友，就是徐新六太太。徐太太出身清末扬州显宦大家，徐新六当年出国留学费用都是岳家资助的。徐太太长相平平，马脸，肤色、头发似已珠黄，但心地宽厚，出手大方，江冬秀在上海得家用器具都是由她提供的。徐新六是位有良心的正直的爱国银行家，胡适的好友，1938年8月23日乘中航班机，遭5架日机攻击而殉难。胡适闻此噩耗，惊呼：“天乎！新六如何可死！”“新六为最可敬爱，在君（丁文江）已死，新六何可再失！”（1938年8月25日日记）他（驻美大使任上）写信给江冬秀说，在美国9月4日收到徐新六上飞机之前——此生最后的一封信，“我收到此信，哭了一场，写了一首诗追念他：拆开信封不忍看，∕信尾写着八月二十三！∕密密的两页二十九行字，∕我两次三次读不完……此时当一切一切以国家为前提，∕这是信里的一句话。∕可怜这封信的墨迹才干，他的一切献给了国家……我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这人世丢了一个最可爱的人！∕‘有一日力，尽一日力’，∕我们不要忘了他的遗训！”江冬秀读了为之黯然。然而在上海，徐新六身后却冒出一个外室和他们已经十多岁的私生子，律师出面，拿出了徐新六生前立下的遗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江冬秀在上海租界呆不住了，就悄悄避难到老家，时在上庄住，时到江村歇。她发现当年丈夫来江村相亲的杨桃岭这条古道，年久失修，已被糟践成坑坑洼洼，行路甚为艰辛。于是她掏腰包，让乡人修复路面三大处，还邀监工检查验收。此举，当地传为美谈。当时上庄一带既有国民党军队驻扎，也有新四军游击队活动（至今墙上还保留有国共两党军队粉刷的宣传口号）虽然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但国民党一次又一次掀起反共高潮，因此地方并不安宁。顽方安徽省保安4团驻在上庄镇，常制造摩擦抓人事件。新四军处于劣势地位，游击队长汪木海面见江冬秀，向她求援。江冬秀随即派人持她的名片去保释，被抓去的人放出来了。在绩溪，胡适大名如雷贯耳，县长朱亚云曾代表全县父老乡亲，制作“持节宣威”匾额，敲锣打鼓地亲自送到上庄胡氏宗祠，悬挂起来；一度还将上庄村易名为“适之村”。冬秀荫袭丈夫声威，尽可能为抗战做些好事，旌德王家庄是新四军游击队根据地，一次顽军袭击中，将王必英的家屋烧毁了，还下令捉拿他的母亲。王母是江村人，一时无处栖身，就逃到江家。江冬秀欣然接纳，给予庇护。
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夫人亦随之。抗战胜利后第一年，胡适回到祖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们因之迁入东厂胡同公馆，江冬秀再次荣耀了一番。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江冬秀随丈夫行色仓皇飞离故都，从此流落海外，相依为命地在纽约过起清苦的“寓公”生活来。
胡适在纽约结识了他的绩溪小同乡、哥大校友唐德刚，合作做“口述历史”工作。唐教授成了胡家的常客，有时逗留在胡适客厅那张堆满线装书的大书桌旁，有时饕餮胡师母为他制作的徽帮菜“豆渣宴”……江冬秀似乎受到了感染，按自己的方式悄悄地开始撰写自传。待到胡适1962年逝世后，她再度到美国，见了唐德刚，向他哭诉一些人世间的不平事之后，忽然取出一大卷用铅笔写的稿子，交给唐德刚，“要我替她看看。其中有一部分据说还是寄居曼谷时期写的。”唐教授接受后，取回家在灯下展读。哦，这份稿子实在太可爱了——
胡老太太不善述文，稿子里也别字连篇，但那是一篇最纯真、最可爱的朴素文学；也是一篇最值得宝贵的原始社会史料。
唐教授读到了胡适当年到江村相亲，“这位待嫁女郎‘不好意思’，想见他又不敢见他，因而躲在床上哭泣、装病”；“大喜之日又如何‘上轿’和坐在‘花轿’内的心情”等情节，感叹道——
我细细咀嚼，真是沾唇润舌，余味无穷。它的好，就好在别字连篇；好在她“不善述文”；好在她无“咏絮”之才！
这种纯真的人情、人性，要以最纯真、最朴素的笔头，才能写得出来。一经用“才华”来加以粉饰，失其原型，就反而不美了。
很可惜，江冬秀的《自传》始终没有面世。当年唐德刚批阅后，鉴于是未竟稿，就把原
稿还给了江冬秀，并劝她继续写下去。1970年唐去台湾时曾拜访过她，“也把这事忘了”，
不意这一别成了永诀。唐教授无比遗憾地感叹，1975年“老太太仙游时，笔者侨居海外，
不常看中文报，竟不知消息”，至于“胡老太太的那份手稿，不知今在何方？云天有望，希
望它没有自人间遗失就好了”。
1917年9月，胡适26岁，英姿勃勃跨上北京大学教授讲坛，讲授他开设的“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名学”、“中国小说”、“西洋哲学史”、“英国文学”、“英文高等修辞”等课。特别“中国哲学史”，这是北大最吃重的一门课，，胡适破天荒运用近代西方科学方法，试图找出中国古代哲学家的系统，开始入讲。前任教授不屑一顾地讥讽他，守旧学生笑他“胆大脸厚”。学生领袖傅斯年关照同学：“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暗中保护他。经过一番波动，学生们听后“觉得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冯友兰语）；“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从此以后，我们对于适之先生非常信服”（顾颉刚语）。和胡适授课交相辉映的，就是胡适的演讲，在手帕胡同教育部会堂《墨翟哲学》演讲尤为精彩，特别他请来恩师杜威讲学，他同时登台，思路敏捷、风度翩翩地一起登坛作口译，倾倒京城内外多少男女青年，无疑成了学术星座。
胡适和陈独秀一起更积极参与蔡元培校长主持整顿北大改革学政大事。深受美国熏陶的他，立竿见影地引进了西方大学选科制、教授会制（教授治校）、各门（系）研究所制（本科毕业升读研究生）、招收女生制、倡办“工读互助团”、发起成立“成美学会”（资助贫困学生）、“北京大学赈灾会”（1920年与蔡元培、李大钊、蒋梦麟、马叙伦等）等等，为了妇女解放问题，他写了不少文章，如《美国的妇人》（《新青年》5卷3号）、《大学开禁女学的问题》（《少年中国》1卷4期）等。后者提出解决此问题应分三步走：一，大学延聘有学问的女教授；二，大学先收女旁听生；三，女子中学课程与大学预科相等，或办女子大学预科，云云。胡适的这些建议，都为蔡元培校长所接受并实施了。胡适本人因之被选为英文部教授会主任、英文学研究所主任、代理教务长（因教务长马寅初眼疾病假）、教务长和英文学系主任（1922年）。
胡适执教北大的第三年，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可说是他的“黄金年”。这年2月，由蔡元培推荐给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胡适学术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作为“北京大学丛书”出版了。该书以他哥大博士论文为基础，又将他的教学深化实践北大哲学史讲义内容进行充实，缀成一部将中国哲学史分为三个时代（古代、中古、近世）——体现他述学观点（明变、求因、评判）的17万字的举足轻重的学术论著，遂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开山之作，也成为胡适立身之基石。蔡元培校长早在1918年8月为之作序，指出该书特点：第一是证明的方法，第二是扼要的手段，第三是平等的眼光，第四是系统的研究，足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法门。这是一部用白话文撰写，并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论著，出版才2个月就再版，正是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增添东风，如虎生翼，所以一出版便立刻风行全国，到1930年，已出第15版。他的中国公学同学熊克武从四川来信说，“购者争先，瞬息即罄”，远离京华、沪上的内地四川，也竟如此热烈。
蔡元培领导北大兼容并包，陈独秀坐帐《新青年》大营，胡适驰骋课堂、演说讲坛和倡导白话文运动……这三位文化巨子风云际会，在20世纪初叶五四新文化运动策源地北京大学那么自然形成一个精英层次，被人们谑称“三个年轮兔子”（蔡丁卯年生、陈已卯年生、胡辛卯年生，三人年龄差距十一、二岁）。这纯然是历史的巧合，当年在北大属兔的教授还有朱希祖（已卯）、刘半农、刘文典（辛卯）。毋庸讳言，“兔子年轮”的建树已为历史所肯定，在中国现代文化进程中，留下了厚重的足印。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在《新青年》杂志社。胡适更大的社会声誉是源于在《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抨击封建文化，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陈独秀于1915年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于1916年搬到北京，改名《新青年》；1918年1月，《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成立编委会，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轮流主持编辑工作。这六人圈子外，还有几位坚定的撰稿人：鲁迅、周作人、张慰慈、陶孟和、王星拱、刘半农。他们“要拥护德先生（按：民主，音译德莫克拉西Democracy）便不得不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论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按，科学，音译赛因斯Science），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陈独秀语）。作为《新青年》同人的中坚，胡适在“德莫克拉西”、“赛因斯”两面旗帜下，执笔冲锋陷阵，留下不少闪烁历史光辉的篇章。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4卷4号，1918年4月），提出其宗旨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又，与陈独秀、钱玄同通信，讨论《中国今后文字问题》，（《新青年》同期），主张“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
——《易卜生主义》（《新青年》4卷6号，1918年6月），揭露现实社会男盗女娼、赃官污官政治，要像易卜生写实主义那样写家庭社会如此黑暗腐败，觉得家庭社会不得不维新革命。
——译易卜生戏剧《娜拉?第三幕》（《新青年》同期）。
——《答任叔永书》（《新青年》5卷2号，1918年7月），再次强调要用白话文写诗作文。
——《美国的妇人》（《新青年》5卷3号，1918年9月，原是在北京女师大的演讲），说若能用美国妇女的“自主”精神来补助中国姐妹的“依赖”、“贤妻良母”的观念，可使中国女界有一点“新鲜空气”。有了“自主”的男女，自然产生良善的社会。
——《论〈新青年〉之主张》（《新青年》5卷4号，1918年10月），该文是胡适与陈独秀联名复易宗夔函，指出创造新文学，对旧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新文学乃欲叫于春啼于秋者，安得不取而代之。
——《我对于丧礼的改革》（《新青年》6卷6号，1919年11月）。胡适慈母1918年11月23日病逝。返乡奔丧前，撰成并印刷了讣贴，行文中革除诸如“不孝子××等罪孽深重”、“孤哀子××泣血稽颡（叩首）”等封建陋俗、虚伪套语，直白云（按，原讣贴为直书）——
先母冯太夫人于中华民国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病殁于安徽绩溪上川本宅。
敬此讣闻
胡觉谨告
适
这份讣贴与在《新青年》上公开了，无疑是对封建丧礼改革的一个示范。
——《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新青年》5卷4号，1918年9月），说文学乃人类生活状态的记载，人类生活随时代变迁，故文学也随时代变，一代有一代的文学。中国戏剧若能采用西洋戏剧最近百年来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才有改良进步的希望。
——《不朽——我的宗教》（《新青年》6卷2号，1919年2月），表述他的“社会的不朽论”人生观。无穷的“小我”一代传一代，积成“大我”。“小我”是会消灭的，“大我”是永远不朽的。胡适到1930年写的《我的信仰》，则进一步发挥了“社会不朽论”。
1920年有一件载入中国文化教育史册的大事，就是1919年11月，由胡适执笔并与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周作人、刘复等联名向教育部递交议案，提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翌年2月，教育部批颁了这个议案。从此，中国官方和学校教育便正式使用现代标点符号。胡适处心积虑倡导白话文，又结一硕果。
1920年3月，他的处女白话诗集《尝试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了。两年内卖出了一万册，又一次创下胡适书的奇迹。这本实验白话诗集是中国现代诗集之肇始，堪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高峰。《尝试集》应是胡适“诗国革命”，尝试新诗一个阶段的总结。对于作者，这本诗集中包含胡适为之探索、为之挨骂、为之不屈、为之实验与尝试的历程，也多少有点辛酸滋味，诚如他在4版自序（1922年）中所说——
现在新诗的讨论时期，渐渐的过去了……新诗的作者也渐渐的加多了。有几位少年诗人的创作，大胆的解放，充满者新鲜的意味，使我一头高兴，一头又很惭愧。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冲锋临阵的除《新青年》外，还有一支生力军，那就是北大学生运动领袖傅斯年、罗家伦的《新潮》杂志。傅斯年是“五四”天安门集会游行的总指挥、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主角，罗家伦是《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执笔者，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著名口号。他们的周围聚集了一群时代精英：康白情、徐彦之、江敬熙、顾颉刚、江绍原、王星拱、俞平伯。周作人、孙伏园、叶绍钧也加入《新潮》同人队伍。胡适被聘为《新潮》的顾问、指导。协助这本更为大胆泼辣的刊物，同时他的“不干政”信条也被《新潮》动摇。
无疑，胡适被学生们奉为“五四”精神领袖，但是1919年5月4日，胡适不在北京，而在上海迎伴来华讲学的恩师杜威。5月4日，他在蒋梦麟家从来访的记者那里获知了北京学生“五四”大集会、大游行的消息。5月7日，他在上海参加国民大游行，从西门走到大东门，走得大汗淋漓，把内外衣都浸湿了。就在这天，他与蒋梦麟去拜谒孙中山先生。护法不成，被南北军阀夹击而避居上海的孙先生正在撰著《建国方略》，就向他俩谈了自己“行易知难”的哲理。
5月底他回到北京后，忙于为杜威演讲做翻译。6月12日，他与陈独秀、高一涵两位安徽老乡在城南新世界游乐场喝茶时，陈独秀趁机在茶室散发传单，（传单中六条的英译，是胡适应陈独秀要求做的），胡高离去后，陈又发传单，遭拘捕。此后，《每周评论》由李大钊、胡适编辑。胡适在这本刊物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李大钊著文，批评胡适。胡适接续“二论”、“三论”、“四论”反批评，因此挑起“问题与主义”论战。五四新文化阵线分野就此产生。用现今学者的话来说，胡适“以倡导白话文和文学改良而声誉鹊起”，但“由于他挑起“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公开反共，声誉一落千丈”（王子野）。
世纪老翁、国学大师梁漱溟比胡适小一岁，相差两个月时间到北大任教，是同时代的学人。梁氏在1987年（95岁）时谈话说，“胡适先生功劳很大，提倡语文体，促进新文化运动，这是他的功劳。”“他最早开始用白话文写文章，提出《文学改良刍议》八项主张，提倡用语文体，这是开放性的。从前一讲学问，写文章，都用文言文，他打破了这一点，这是他的功劳。当时很多人表示反对，其中有两个知名人物，一个是林琴南，再一个是章士钊。但不久，使用白话文的人还是越来越多了。”梁氏同时也指出，“胡适为人有个弱点，就是怕共产党”。
胡适在北京挥舞新文化运动“德先生”、“赛先生”两大纛的同时在钟鼓寺胡同也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家。1919年3月16日，胡适的第一个儿子呱呱坠地，给胡适夫妇的无爱婚姻带来了天然的纽带，他们兴奋喜悦的同时，立刻联想到了已故老太太盼望抱孙子未遂（只差了4个月）之深情，于是胡适给这个儿子取名祖望，又名思祖（后行名祖望）。胡适给儿辈取名，与他三位胞兄、诸宗兄弟截然不同，彻底舍弃宗族辈次排名传统，再一次体现他的反封建精神。胡适犹硝烟中钻出来的勇士，斗情未酣，把反封建礼教的精神甚至渗透到他的家庭细胞中去了——看，他在长子祖望身上做文章了：“将来你长大时，/莫忘了我怎样教训儿子：/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这首题名为《我的儿子》的白话诗，发表在1919年8月3日出刊的《每周评论》第33号，曾一度收入《尝试集》（四版时删除）。胡适是名人，如此“非孝”的诗公诸于世，自然引来了非议。一个叫汪长禄的人致信胡适，责问他为何“一定要把‘孝’字驱逐出境”！胡适把这封信，连同自己的回信《再论〈我的儿子〉》一起发表在越二期的《每周评论》（第35期）上。答复目的，借此廓清“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是非，抨击这种腐朽不堪的封建伦理观念。
我的意思以为“一个堂堂的人”决不致于做打爹骂娘的事，决不致于对他父母毫无感情。
但我不赞成把“儿子孝顺父母”列为一种“信条”……假如我染着花柳病，生下儿子又聋又瞎，终身残废，他应该爱敬我吗？……又假如我卖国主义，做一国一世的大罪人，他应该爱敬我吗？
1920——1921年，是胡适身心过度浸沉于“整理国故”的年度：在他支持、协助下，汪原放现代标点《水浒传》、《儒林外史》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面世了；附有胡适作序《红楼梦考证》（1921年3月初稿，11月改定稿）的《红楼梦》也由“亚东”出版了，是此，升起了“新红学”的一轮红日。中国传统白话文学登入中国古典文学大堂，应了胡适“盖白话之可为小说之利器，已经施、曹诸人实地证明”之预言，因此这三部古典小说名著经现代白话文手段整理出版，也就是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里程碑的树立。就在这一红火年头，胡太太继续喜气洋洋地“弄璋弄瓦”。1920年8月16日生下个女儿；1921年挺着肚子随丈夫到火车站送别杜威先生后，年底又生下个儿子（12月7日）。如此，胡适身为“五口之家”的主儿了。他婉约地给女儿取名“素斐”，寄托他对知己女友莎菲（陈衡哲）之不忘情。他给次子取名思杜，顾名思义，是怀念他的恩师杜威。胡适是教授，是演说家，是智慧学者，是“德先生”、“赛先生”的旗手，胡适也是性情中人。
恰在这时，胡适在红火的新文化运动轰隆中抽身南下，来到水漾温润的缠绵之乡，在桃红柳绿的西湖之滨，演出了一场荡气回肠的婚外恋活剧。
主角之一，曹诚英，一位小胡适11岁的“五四”新女性。而舞台，则起自1916年岁末上庄村，胡适与江冬秀拜堂的胡家大厅。
曹诚英（1902——1973）是与上庄村仅一水之隔的七都旺川村一位徽商富家的小姐，字珮声，小名丽娟、单娟。祖辈几代都在武汉经营茶叶、字画、文房四宝生意，十分富有。父亲曹云斋有她的时候已经70岁，在她两岁时过世。她婴幼时在外婆家乡奶娘家里生活，备受外婆、奶娘两家宠爱，养成她一副叛逆的追求自我的性格。5岁时回到曹家，虽然给她送进私塾进学，但她发现“在家里绝无爱抚、温暖、同情，而是经常受威严申斥、冷淡、讽刺”。因为她是一个“犯冲”的女孩，从此她便与家庭格格不入，且我行我素。只有当7里外余村的汪静之来到时，她与汪（同岁）、侄女儿（汪的未婚妻），一起嬉戏，青梅竹马，才给童年带来一丝阳光。幸好她在外读书的二哥曹诚克十分理解她，特别呵护她，每次回家，就带给她“片刻温暖”。及至她13岁时，被带去武昌大哥家，与嫂、侄一起在家庭教师指导下读书，涉猎经史典籍及小说诗词，在国学上打了点基础，陶冶了情性。但不幸的是尚在母亲怀她的时候，曾与邻村（宅坦）胡家指腹为婚，及她长到16岁，便与该家公子胡冠英完婚。这在皖南这个封闭社会里是极为普遍的。但曹诚英就是曹诚英，婚前一年（1916年），在胡适与江冬秀的婚礼上，做伴娘的曹诚英已默默爱上了这位风度翩翩、才气横溢的新郎哥。
曹诚英是位感情丰富的女子，成熟早，很懂得分寸，坚定己见。据20世纪90年代初，硕果仅存的“湖畔诗社”九旬诗翁汪静之说，“曹珮声是我的第一个恋人。我和她是从小在一块长大的”。他的“指腹为婚”的未婚妻是曹诚英大哥大嫂的女儿，后来这个姑娘在12岁时死去了，而汪还是常到曹家去玩，“到15岁时我就懂事了，很喜欢她，就写了一诗给她，表示爱她的意思。她看了我的诗，说：‘你发疯了！我是你长辈呢，是你的姑姑。这样的诗我不要，还给你！’后来我还写了两首诗给她，她都还给我了。但她同我两人一直都是很好的，我们从来没有发生过冲突。”就在这年，她被胡适母亲冯氏选中，作为4个少女之一，做她儿子、媳妇婚礼的伴娘。说来胡曹两家还沾亲带故，胡适的三嫂恰好是曹诚英的胞姐。因此他俩是姻亲表兄妹。婚仪堂上，新郎表哥一表堂堂，他的气度，他的学问，他的举手投足，都一一摄入娟表妹眸中，潜入心房。从此曹诚英对胡适的爱似潜流一样隐伏了下来。然而胡适归国不久，从世界大都会纽约到古都北京，又从十里洋场上海滩，到封闭寂寞的古山村上庄，芸芸众生，他并没注意到那个小姑娘，那一束束脉脉含情的眼波。
翌年，1917年，16岁的曹诚英与胡冠英结婚了。这当然是包办婚姻。曹诚英婚后，心境悲怆，郁结在胸，酿成当时极为可怕的肺结核。她的二哥曹诚克时留学美国，无法劝阻这门亲事，但理解处于困境的妹妹，托了南洋路矿学校同学帮助，于1920年使她到了杭州，就读浙江女子师范学校。翌年，她丈夫胡冠英与汪静之等绩溪人也来到杭州，就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
曹诚英在杭州读书，天地宽了，得以发挥她爱自由爱文学的天性。她继续大大方方地与汪静之来往，一个又一个地给汪介绍女友，一起游西湖，从湖滨到三潭印月，再到刘庄，再到西泠印社、孤山，一共介绍了8个！汪由此产生了著名的诗集《蕙的风》。为此，汪静之对胡适外孙程法德先生和绩溪县政协原副主席颜振吾先生——此二公均是笔者的朋友——动情地说：“我出名主要是写爱情诗写出来的。所以我说我一生的幸运都是曹珮声给我的。”她因此也参加一师学生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柔石、魏金枝等组织的“晨光文学社”活动。曹诚英“是属于那种不很漂亮，但有迷人魅力的女人”（汪静之语），是一位相当活跃的新女性。也就在这一年（1921年），胡冠英母因为曹诚英一直未能怀孕，无法接续香火，让儿子娶了二房。本来就是不融洽的家长包办的结合，再经杭州“五四”新文化新风的熏陶，终于导致这场封建礼教婚姻的结束——1923年，曹诚英与胡冠英离婚了。当时她的情绪坏极了，她的一首残词恰是此际心境的写照：“镇日闭柴扉，不许闲人到，跣足蓬头任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