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有了早期光刻机和量产型的芯片厂，就将芯片生产从手工业时代推进工业生产时代。
同时能快速生产大规模集成电路，能够生产集约化的微芯片和内存芯片。
到时候能够直接处理文字的计算机，规模会缩小到后世典型的台式机的规模，也就能在朝廷官方机构普及电算和网络了。
朱简烜作为皇帝是不计成本的提前用上了传统方式。
朱简烜按照自己的提纲口述接下来的安排，首先责令教育院负责组织筹建文艺部和不同登记的文艺学校。
教育院下属的文艺部，负责研讨和总结小说、戏剧、词曲、电影等通俗文艺作品的创作知识、技巧、理论，文艺学校则负责传授这些知识和理论。
这些东西做得好的，同样可以授予生员功名，享受和普通生员也就是俗称的秀才一样的社会福利。
说明文艺部的接下来的重点研究方向，说明自己对文艺学校的设想。
重点是创作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
至于高雅作品，会有真正的爱好者去创造的，不需要专门的引导和协助。
然后责令刑部和礼部组织人员修订《著作权法》，说明修订的方向和原则，主要是保障创作者的权利。
同时责令商部，拟定著作权交易的制式合同，采用与著作权法相同的原则。
在此基础上，规范文艺作品审查登记制度的原则。
这个世界的大明，有崇祯皇帝留下的早期著作权保护法，内容总体上是比较完善成熟的，应该是参考现代著作权法拟定的。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面，已经在逐步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了。
不过朱简烜觉得，这个著作权保护法是有问题的，需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做一些针对性的修订。
主要是“著作权”这个描述词不太合理，这是一个典型的尽可能宽泛化的描述词，是立法者追求法条尽可能普适的结果。
由此衍生出来的还有“著作权人”，也是有着相似逻辑的过于宽泛的普适词语。
普通人看到这样的词，可能会下意识的觉得，这是在保护创作者的权利，也就是保护作家、编剧、画家、作曲、填词、歌手、演员等直接生产作品的人的权利。
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个法律保护的是“拥有著作权的人”的利益。
拥有著作权的人不一定是创作者，可以是通过其他手段获得了著作权的人，可以是其他个人或者是公司组织法人。
包括继承人、雇佣创作人、定制人、出版社、演艺公司、中介公司、唱片公司等等……
很多歌手跳槽之后就不能再唱以前的歌了，就是因为歌的著作权属于唱片公司，而不是属于唱歌的人。
作为立法者，似乎应该保持绝对中立的立场，兼顾创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人的共同权利，包括这些公司组织的权利。
无论是当事人自己创作，获得了理所当然的著作权，还是通过合同授权得到了著作权，都要一视同仁的保护。
但是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普通创作者个人，相对这些运营公司组织而言，谈判地位都是明显弱势的。
对待谈判地位不对等的双方，管理者还要绝对中立，绝对公平的管理，实际上就是不公正。
就像裁判对一个壮汉和一个小孩说，你们两个可以在不受他人干涉的擂台上公平对抗，我会保持绝对公平的态度来裁决。
那就是让壮汉随意欺负小孩而已，只是单方面的口头公平而已。
看似公允的保护所有“著作权人”权利的法律条文，绝大部分时候就是在保护著作权运营公司的权利。
“权利”的内涵也不只是金钱利益，同时也包括对作品内容的掌控权，包括作品内容和思想不被随意篡改的权利。
对著作权人一视同仁的保护，同时导致创作者失去了衍生作品改编中的话语权，一旦改编许可放出去就无法再做直接影响。
被理科和文科筛选了两次，剩下来的艺术生通常又有“自己的想法”，对艺术有“自己的理解”。
喜欢通过略微改动别人的作品，表达自己的与众不同的“深邃”思想。
就连金庸这种作者，都会看到完全无法接受的“改编”，能做的事情也只是“后续不再合作”。
就算是刘慈欣这种作者，都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艺画开天瞎搞。
甄嬛传本来是一个架空朝代的小说，硬是要把时间线确定到清朝去，要放到雍正身上去演。
所以朱简烜要在原有的著作权法的基础上，添加专门的创作者权利保障条款。
但就算是法律上有了保障条款，民间公司也会通过专业的法务拟定格式合同，堆满对公司最有利的霸王条款。
所以有了法律兜底，还要有官方的格式合同，做更加细致的限制，也方便官员处理纠纷。
在此基础上，还要完善文艺作品的内容审查登记制度。
崇祯朝以前，大明没有统一的文艺作品审查制度，都是遇到了影响格外恶劣的作品，才会专门去查禁具体的作品本身。
民间百姓只要有能力，都可以去自己写书刊印，并没有人专门去管理这种事情。
到了崇祯朝的时候，崇祯皇帝尝试订立审查标准，准备搞先审后发的制度，但最终没有落实。
原因也很简单，任何行政事务都是有代价的，相关人员和机构的设立和维持，都是一笔无法规避的开销。
一项新的行政事务能不能实现和维持，关键还是要看成本和收益是否划算。
崇祯时期的大明，连司法独立设想都没能落实，更不要说文艺作品审核这种无关大局的事情了。
让全大明的所有出版商，把要印刷的东西先印出来一份送到衙门，在衙门雇佣一大批读书人，专门审阅这些东西。
对于农业时代的大明而言，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却要花费一笔异常庞大的资金。
所以这件事情自然是无法落实的，就算是崇祯皇帝强行推行下去，也会因为资金和人员问题而无法维持。
不过现在情况不同了，现在大明的工业化已经完成，关键是已经有了电控排版和打印技术。
条件已经成熟了，朱简烜现在就是要把审查制度拿出来，完善之后并实施。
现代国家都有文艺作品审查制度，区别仅仅是审查的方式和标准以及负责审查的机构之间的不同。
欧美的主要审查机构是民间的，是欧美中世纪开始流行的行业自治协会。
由主要出版发行商组成一个委员会，共同负责拟定作品审查的标准和方式，并负责审查所有待出版的作品。
他们做的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分级，给所有作品一个适宜年龄指标。
但是，有作品分级系统，并不代表所有任何作品都能发布，欧美的分级体系中都有“拒绝分级”的档次。
既然拿不到评级，那行业内的正规出版商都不会发行，也就无法公开销售。
但除非内容本身已经违法了，否则也不会有人专门去查禁，当事人可以自己想办法传播。
这其实与东方是一样的，都是作品不通过审核，就无法公开发行销售，但当事人自己可以想办法传播。
但若是作品内容本身也已经违法了，那也会被官方的管理机构查禁。
本来无法通过审核和分级的作品，内容有多诡异也是可想而知的，想要完全不违法还真的不容易。
不过由于审查是私人机构负责的，所以很容易出现倾向性。
委员会内成员公司发行的出版物，与其他普通出版商发行的出版物，审查的时候采用的标准可能并不完全相同。
同时分级可以作为甩锅的“免责条款”。
声明他们已经在最为明显的地方，标明了作品适合多大年龄的人使用，家长没有管好孩子引发的问题与他们无关。
前世世界各国的审查方式和操作都可以借鉴。
比如说分级制度就可以参考，但是也肯定不能直接照搬。
在大明的行政体系中，审查和管理的权力，不可能授权给民间组织去做，只能由朝廷部门设立的机构负责。
由于权力和职责不同，大明朝廷的相应机构，不应该把分级当做免责条款。
不能单纯履行告知义务，而是应该给不同级别的作品，做出不同的传播和使用限制。
对于不适合儿童使用的作品，不能在儿童会出现的地方做公开宣传。
评级较高的作品，也不能在黄金时间段宣传和播映。
版号制度也可以用，但是管控的标准不必做到前世本国那么严格，权力可以下放到省甚至是府，而不是全挤在中央朝廷。
要营造相对宽松自由的创作环境，但也不能像日本和欧美那样宽松，不能只有掩耳盗铃式的警告和提醒。
拟定审查分级申请的大体处理流程，拟定官方的的审查申请登记表。
若是影视类作品，其原始创作者和改编者以及主要的表演者，都要和制片人和导演在现场在申请登记表签字确认。
这个过程是要求他们对他们自己的的作品负责，同时也是在保障原始创作者和改编编剧的地位。
让他们在官方提供的平台上，获得与导演和主演相同的地位甚至话语权。
同时也是最后给再他们一个保护自身利益的机会。
如果原始创作者不签字，那作品就无法进入审核流程，自然也就无法公开发行了。
对于原始创作者而言，能在签了授权协议之后再次获得基本的话语权，让不符合自己本意的改编无法公开传播。
反过来要求改编者尊重原始创作者的意见，而不敢直接无视。
否则就算是改编完成了也无法过审，导演和制片商前期的投资都要打水漂。
前世的典型问题，授权合同签署之后，原作者就完全失去话语权的情况，应该会有所降低。
编剧等改编者，也能在这个环节展示自己的存在，而不会被导演和主演完全忽视。
让编剧成为剧组中非常重要的一员，而不是单纯负责展现导演的意志。
这样的多头签字制度，很可能也会限制参与者的规模。
最好的结果是导演和编剧是一个人，或者编剧和原作者是同一个人，这样都能少一个人去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