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区来源于民国的行政督察区，行政督察专区是民民国废府存道的结果。
道来源于是明清的分守道，分守道介于省和府之间，最初属于省的派出机构，只不过后期逐步实体化了。
一个道通常由几个府组成，规模类似后来的重庆市。
民国的本意，是想改四级行政区划为两级，废掉省和府，只保留道和县。
实际行动中发现不现实，所以保留了省。
选择道而不是府，可能是因为府的称呼带有一定封建传统意味，革命时代就优先整体革除了。
所以地级市是府用道的尸体还魂了。
既然是借尸还魂，那就跟原版是有区别的，或者说是有某种问题的。
比如说“市辖区”，看上去与府的附郭县非常类似，但概念是在城市状态下形成的，是由市直接管辖的地方。
县的概念也已经变了，是不归城市直接管理的乡村，在法律上不是隶属于地级市下级机构，所以县是地级市“代管”的。
既然一个是直管，一个是代管，那就形成了区别，自然也形成了差异。
县是地级市的小弟，小弟本身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地级市不能插手，也不会在资源上有什么倾斜。
区是地级市的直接下属，不让他干的就不能干，让他干的就必须得去干，属于地级市统一规划和管理，也能得到资源倾斜。
有些县迫切的想要成为区，获得地级市的资源倾斜。
但也有例外的县坚定的拒绝成为区，因为他们对地级市没有认同感。
在最初的原始的“省、府、县”结构中，府是所有下属州、县共同的上级机构。
关键是府不直接管理基层事务，哪怕是府城自己的城市中，也会设立附郭县来管理城市基层政务。
比如应天府的江宁县和上元县，各自管理半个应天府城和郊外的一部分地区，看上去跟现在地级市的区没有区别。
但附郭县的政治概念与区完全不同，它们性质上是“没有独立县城的县”。
他们的所有政治地位，与应天府所辖的其他的城外的郊区的县，都是明确属于府的下属机构，且没有代管和直管之分。
古代的官员，不想当附郭县的知县，更愿意去当郊县的知县。
民国设置城市的过程中，通常是将建成区独立出来，建成区基本都是附郭县，所以城市就采用附郭县的名字。
例如庐州府附郭县是合肥县，设立城市的时候理所当然的成了“合肥”市。
最后合肥市又变成地级市，代管其他郊县。
其他的郊县并入地级市的时候就别扭了，我们大家本来都是庐州府的一员，现在我怎么成了你合肥的下属了？
你合肥变成地级市了，我为什么不能啊？当不了地级市我不能当县级市？
类似的情况有很多，像是东昌府聊城县变成了聊城市，曹州府菏泽县变成了菏泽市，黄州府黄冈县变成了黄冈市。
松江府上海县，变成了上海市松江区，这个级别完全颠倒过来了。
还有在设置城市的过程中，曾经将县政府迁到了郊外，专门负责郊外的农村地区，将城区留给城市管理。
比如顺天府大兴县和宛平县，本来都是管理顺天府城事务的，后来都搬出去成了郊县。
最后又在原来大兴县、宛平县管理的城区设置了东城区和西城区。
以至于有人以为古代的大兴县人也是农村的。
最后又撤县改区，大兴县和宛平县又变成了区，名字虽然还在，但是核心地区完全跑偏了，也是借尸还魂了。
最后的大兴和宛平，跟他们名字原有的传统，还有什么实际关系吗？
某些地方曾经打出过“宁市不区”的口号，拒绝成为地级市辖区，寻求成为县级市。
与此同时，新生的地级市、县级市，再加上固有的集市、市镇概念，让市这个名称下面的概念乱了套。
在西方文化入侵前，“市”本来就是市场的意思，城市中的类似坊和街道，城外的类似于乡镇，是县的下级机构。
只是市在性质上是商业区，坊则属于居民区，厂通常是手工业区。
这些自然形成的地域概念，本来就能将城镇的功能区正常区分，不用生造什么街道概念。
神洲本土自己自然形成的行政区划，本来就是最适合自己的，在这个问题上根本没有必要去学欧洲人。
欧洲的city概念，根本就不应该翻译成市，用自治城还差不多。
现在的大明强盛而欧洲衰弱，大明不会有人想要参考欧洲模式改造大明的行政区划，反而用大明的行政区划去改造欧洲。
这样会出什么问题吗？会有类似于神洲强行用欧洲制度，导致的一堆烂账吗？
其他的大明人不会有这种想法，朱简烜还真的认真考虑了一下，最后觉得应该不会有啥大问题。
大明的行政区划，反而能将散乱的欧洲地方机构融为一体，整理成规范的体系。
后世欧美的地方行政区划，其实也有神洲化的倾向，只是他们在近代史上始终强盛，自我改革的动力并不大。
现在大明帮他们完成了这一点，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种事实上的进步。
第322章 欧美政区调整和卫所的未来
这个世界的大明不会去盲目的学习其他文明，但是大明目前的行政管理体系也需要整体梳理一下了。
大明的全面工业建设持续了将近二十年了，本土城市和乡村的情况都有了巨大的变化。
城市人口比例迅速上升了一大截，特别是大规模官营产业所在的府县，建成区的规模都迅速扩张了两三倍。
朱简烜曾经提前做了预判性的规定，禁止在原有的府州县城墙之内建设工厂，城墙之内只有行政、文化、商业、居住区域。
即便如此，主要工业府县城内的空地也已经基本填满了，城墙外的建成区也已经超过了原有城池的规模。
只有顺天府的情况比较特殊，朱简烜当初做了更加严格的限制，禁止在顺天府城区建设工厂，城外乃至周围县城也不行。
当初还按照老皇帝的专门要求，完成了嘉靖留下的烂尾工程外城城墙，目前建成区仍然都在城墙之内。
美洲大战和绵延十余年的欧洲战争都结束了，未来几年内应该不会有大规模的战争。
美洲基本纳入了大明的掌控，欧洲局势应该也能逐步稳定下来。
除了前太子梁王和北伐功劳最大的闽国公，非洲大部分藩镇的支持将在两年后结束。
现在大明本土和海外的行政体系，需要做一次整体上的梳理修缮了。
根据大明当前的现状，参考自己前世的经验。
现在大明的疆域异常广阔，已经超过历史上的任何王朝，甚至已经超出了一个数量级。
曾经的神洲古典王朝的统治集团，往往以中原边角的小块平原为核心和基础，完成政治构建后统治整个中原大地。
有点类似围棋上“金角银边草肚皮”。
汉唐的长安和洛阳两城，对应的关中平原和洛阳盆地。
应天府对应的中原最南端的江南地区，顺天府对应华北最北端的燕山脚下。
这些古都和地区都可以算是这种策略的直观表现。
现在的大明如果要继续参考这种策略，就要整体上扩大内在概念的规模了。
大明要以神洲本土为核心来掌控整个世界。
神洲本土现在是全世界最富裕，工业和经济最为发达的地方，未来也应该长期保持这种状态和优势。
这块核心区域的行政区划和管理方式，应该比边沿和海外地区更加的高效。
这些富裕的地方也能够付出更多的管理成本。
太祖朱元璋设立的南直隶，所有的府直接隶属于六部，本质上是一批直辖市。
不过数量太多了，很多府和直隶州的规模太小，增加了不必要的管理难度，最后逐步事实上的省份化了。
对于富裕繁荣的核心区，理论上最合适的方案应该是重庆模式，也就是小省直辖县的模式。
现有的江南布政使辖区已经是这种形式了，顺天府周围其实也可以尝试。
但这种模式只适用于局部，没办法在神洲普遍应用。
在省直辖县的状态下，一个省最好不要有超过三十个县，再多就真的管不过来了。
而大明本土核心区的主要省份很多都有上百个县，这样的一个主要省份可能要拆成至少三个小省才行。
即便只限于辽东到广东，东海到甘肃的真正核心范围，如果全面推广小省直辖县模式，估计也要设置五十到六十个省。
中央朝廷各部如果有五六十个下属机构，那肯定就管不过来了。
只能把这些小省再分成几批，每几个省安排一个派出机构去专门分管，这就是让行政级别再次恢复三级了。
神洲本土搞普遍的两级行政区划根本不现实。
只能利用现在的新的交通和通讯技术，确保本土最多只有三级行政区划，将管县散州、直隶州、分守道全部撤并取消。
隶属于府的散州再分管县，实际上就变成了省-府-州-县四级区划了。
如果再加上分管几个府的分守道，行政层级就变成省-道-府-州-县这种最极端的五级了。
散州管县的情况曾经长期实际存在，通常是由于某些地区交通不便，府城直接管辖当地的县会比较困难。
而当地人口土地规模又大于一个县，却恰好又达不到不到一个府的指标，所以在当地设立一个州，分管少数几个县。
分守道是府的规模不断扩大，各府人口不断增多，事务不断复杂化，省直接管辖困难时的折中产物。
现在有了铁路、公路、机动车、飞机、电报、电话，交通和通讯都不再是问题。
规模比较大的管县散州，可以从周围府分几个县，变成一个正常规模的府，直接交给省份管辖。
规模比较小的管县散州，可以和所辖县一起划归附近的府管辖。
直接隶属于省的直隶州同时管县，虽然事实上是规模较小的府，他们的存在不会增加行政级别。
但是多个“小府”存在却会增加省的行政开销，可以整并为正常府的规模。
现在将州全部改成不管县的散州，将其概念和定位转化为“规模较大的县”，地位类似于前世现代的县级市。
有了电报和电话，本土核心区的分守道可以直接撤销。
在这样的基础上，在本土全面落实基层管理机构，在所有府县城区设立坊、市、厂，在城外乡村地区设立乡、镇。
所有衙门内的所有人员，逐步完全纳入朝廷官方编制，将所有职务逐步完全纳入科举体系。
同时逐步扩大基础科举规模，进一步调整科举考试的形式。
最低拥有生员（秀才）功名，或者官办大学毕业证书，即可参加具体职务考试，担任各级衙门基层办事吏员。
秀才进衙门基础待遇为不入流，最高可以晋升到正八品。
最高可以担任坊市厂乡镇主官，县级衙门部门典吏，以及其他衙门同品级官吏。
同时，所有人员在朝廷正式任职之后，仍然可以继续参加科举考试。
考取举人功名之后，最高可以担任府级衙门主官、布政使司参议、清吏司郎中。
举人进衙门基础待遇为从八品，不过具体职务仍然要从吏员开始做，最高可以晋升到正五品。
考取进士功能之后，可以担任朝廷所有官职。
进士进衙门基础待遇为从七品，可以直接担任县衙各房典吏或者坊市厂乡镇主官，最高品级不限制。
对于海外省份，可以有选择的保留分守道，因为海外省份普遍规模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