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令人的痛心的是，清政府的下限已经低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了，可民国还要在这个下限上更进一步。
丰台镇位于北平西南，卢沟桥东面，自建立火车站之后，客货运输畅通，北宁、平绥、平汉等线路均以此为枢纽，交通四通八达，客货运输畅通，被称做平津的南大门。
所以，尽管丰台并不是《辛丑条约》里规定的各国驻兵点，日本却一直对此处战略要地垂涎不已。
就在半年前，华北驻屯军公然以防共及保护侨民为由，硬是派一个中队过来，美其名曰共同驻防，后来又增兵为一个大队，甚至还开始建起了兵营和军火库，大有在此常驻的打算。
而且这几个月里，因为国军没有如约定那般配合行动，日本暂时无力发动对晋察冀一带的围剿，于是转而把心思放到了同在丰台的29军37师身上。
毕竟日本人根本不可能满足于所谓的共同驻防，只要到了一地肯定就会处心积虑想要霸占一地。
出于这个目的，丰台一带不断有日本兵和日本浪人滋事寻衅，时常能够见到他们三五成群跑到车站闲逛，故意找中国士兵挑衅，至于演习时存心示威的动作更是屡见不鲜。
对此坐镇北平的29军军长宋哲原自然不服，但金陵那边早有指示：国防准备尚未完成，未便即时与日本开战，务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
所以哪怕宋哲原心里有再多委屈，也只能无可奈何的做出痛苦妥协，上周他就正式将驻扎在丰台的一个营撤了回来。
这一事件较之历史提前了整整两年，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变化，并非日本变得更加强盛，相反因为东北抗联拖的后腿，此时的日军别说侵略华北了，就连东北就足够他们焦头烂额。
但国党烂得实在是太快了，土共的异军突起使得金陵政府在军事、财政、外交等多个方面大幅滑落，即便面对已经有些色厉内荏的日本人，也愈发显得底气不足。
更何况以日本喜欢孤注一掷的赌性，越是不利于自己的局面，就越喜欢故作强势，结果便是国内也有不少人被这种作态给唬住了，反倒表现得更加怯懦。
程刚这次来北平便是为的此事，对丰台日军的袭击从头到尾都是由他主持的，若是没有他亲自打探到的情报，红军在日军营地里的行动还没法做到如此高效。
至于和钱壮秋的碰头，一来是为了应付国府设在华北一带的特务，更多的还是为了以此为掩护，继续完善土共平津地区的情报网。
之前也有提过，国党的情报机构最大特点就是浓厚的黑社会精神元素，中统的前身特工总部还好点，其最早的几个组织者和高层管理人员都是理工科的高级知识分子。
比如徐恩增就是留学美国的机电工程师，所以他当初建立党务调查科时，就特地看重招收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甚至特地在上海建立了无线电专修学校培养人才，然后就把钱壮秋这批人给招进去了。
反观力行社特务处那边就简单直接多了，基本都从军校里招收学员，优秀的进入军队，二三流乃至不及格的，戴立也不挑，全部笼络到了他的手下。
所以从团队风格来说，中统善于搞技术，搞党工渗透，搞攻心宣传，而军统善长干脏活，打人抓人，杀人放火，暗杀刺杀。
当然这两个机构从本质上说都不专业，黑社会性质太过浓厚，尤其相比于土共的同行们，这个缺点就更加明显了。
毕竟土共的不少同志都在莫斯科接受过格别乌的专业训练，后来又有程刚提供的一批特工培训教材，不少核心部门甚至掌握了一定的高科技工具，到了这时，两边实力相差得已经相当明显了。
历史上国党在情报阵线上取得的成绩，绕来绕去都离不开那几个关键人物，实际就是缺乏足够人才的表现，所以徐恩增才会对钱壮秋如此看重，直接将其外放出来独掌一方。
可惜钱壮秋是土共的人，他来到北平之后，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对这里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顺带安插进来了不少同志，使得土共在城市中的情报工作得以再次恢复到大革命前的水平。
顺道一提，像是党务调查科的那群特务，在20年代末看似卓有成效的工作其实另有玄机，因为大革命时期果共合作相当之深，双方不少人互相之间都非常熟悉。
所以在四一二之后，哪怕只是靠着瞎溜达碰熟人的方式，国党特务也能成功逮到土共的人，甚至仅仅只是关注发报习惯，都可以判断出对面是不是土共地下党。
而土共这边在刚开始两三年里，则因为组织架构的不成熟，加上一些人的意志不够坚定，面对国党严刑伺候和升官发财根本把持不住，结果往往一人被捕就牵扯出了一级组织。
但现在就不同了，国党的财政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特务机构的工作效率，更重要的是伍翔宇及时吸取了历史上的教训，进行了大范围的人员调动，即便是放弃大片城市的情报网，也要保住城内值得信任的同志。
而等到新一批的情报人员逐渐新鲜出炉，并派驻到各地活动的时候，“瞎溜达”大法失效的国党特务自然就开始麻爪了。
不过话说回来，现在平津两地的情况还略微有些复杂，威胁最大的其实还不是国党，而是日本人，所以为了掩人耳目，使用特工总部作为掩护自然是最合适的办法。
当然这只是先埋下些种子，真正发芽还得再等几年，程刚更加关注的，还是红军突袭丰台的后续影响。
突然挨了这么大一个棒子，日本人肯定没法忍下去，甚至这反倒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还算正当的理由，可以在丰台继续扩军。
但对于这些红军又怎么可能会怕呢，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西北与晋察冀之间还有一个晋省拦在中间，使得两边的人力物力难以得到有效沟通。
所以在正式亮起抗日旗号之后，或许红五军团会承担不小的压力，但这也意味着西北红军有了足够的动机，彻底打通从西北到华北的交通线。
晋省之地，西靠黄河，东邻太行，北联大漠，南接中原，这是天然的战略堡垒。
东侧的太行山脉，西侧的吕梁山脉，南侧的黄河，三个完美的天然屏障，将山西做成了一个易守难攻的堡垒，两山一河保卫着由盆地组成的中央走廊。
再往细节看，还有由西向东分布的芦芽山、吕梁山、太岳山、五台山等等。这些山脉把山西隔绝成了零零碎碎的几大盆地，这些盆地中流淌着南北走向的汾河，新河，三川河等。
晋省的主要人口也就集中在这几大河谷地区，这种地形也就造就了只能是在此地经营多年的地头蛇才能游刃有余，外部势力即便打进来了，也难以真正实现有效控制。
自古进出山西只有东北和西南两个方向，而西南方向有黄河，只剩下东北方向的两个战略通道，一个由大同进内蒙，再经张垣进入华北，另外一个是晋阳阳泉娘子关进入河北到达正定。
抗战期间的日军在占领华北之后，便是利用这两条线路完成了对晋省的侵略，阎西山在过去几十年里，也是充分依仗了地理上得天独厚的条件，才能成为所谓的一方枭雄。
但这些在早有准备的红军面前，就只能变成纸糊一般的下场。
陕北红军效仿先前的第一次东征，跨越黄河在吕梁山区驰骋，而从风陵渡出发的中央红军，则直接顺着同蒲线一路往北，势如破竹地来到了晋阳城下。
面对如此大的变化，日本、国党包括阎西山自己，都还处在一片懵逼当中。
第五百一十三章 关中与晋南
晋省战役的爆发以及推进之快，不仅大大出乎了果、日、晋三方的意料，甚至对土共这边来说，其实也略微有些仓促。
首先自然是关中后方尚未完全平定，要知道这一带可是驻扎了张汉卿和杨虎承总计十六万的大军（其余军队在甘省），里头至少仍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将士态度还相当暧昧，在国党和土共之间摇摆不定。
若是红军在晋省陷入困境，别说暧昧的那些，就是不暧昧的军队，包括张汉卿自己在内，都极有可能转而倒向金陵，毕竟永远不要试图去信任一个军阀节操，所谓通电不过是擦屁股纸罢了。
其次则是后勤线路麻烦重重，第一个麻烦自然是秦岭，现在双石铺到凤翔的铁路尚未通车，只能使用提前修建的简易公路作为替代。
而双石铺到略阳一带又是土共在北方地区的重要工业基地，整个陕甘也就只有此地既不缺煤铁又不愁粮食，所以现在陕甘川、陕甘宁两片根据地的大部分工业物资都出自这里。
若是在平日倒也无妨，毕竟工厂的供应有限，各地的需求也不多，依靠人力畜力以及少量的机械动力，山间公路就能够满足这点运量。
但战时到底是不同的，此战前晋军在全省的总兵力大约在78万之间，而中央红军这边只出动了一个军团加三个军，共计5万余人，再由陕北和鄂豫陕分别出动1万，才刚到7万，从兵力上看，作为进攻方的红军还略占劣势。
这并非是土共不愿投入更多兵力参与作战，其原因除了提防关中两派军阀之外，剩下的就主要出在了后勤问题上。
七万人的大军，光是人吃马嚼的粮草就足够让人头疼了，更不用说还有作战用的武器弹药。
前者好歹还能够从关中和晋南就地补给，后者除去战争缴获之外，就只能依赖于红军这两年来囤积在双石铺的库存。
一路过去，先翻越秦岭运到关中，再由凤翔走公路抵达风陵渡，最后依托同蒲铁路运抵前线，漫长的补给线背后的风险自然不用多说。
于是又出现了第二个麻烦，风陵渡的旁边就是潼关，目前的陇海线就刚巧只修到了这里，便造成了一个相当尴尬的现象。
潼关以西的红军，后勤补给只能走公路，而潼关以东的国军却可以利用津浦线、平汉线、陇海线组成的铁路网络，最大限度地从后方调集军队和物资。
至于阎老西为了防范外敌（专指国内势力），特地把同蒲铁路修成了窄轨，使得周围省份的火车头无法在此通用，那倒还算不上是第三个麻烦。
毕竟土共再怎么说也有点工业实力了，完整的火车头暂时造不出来，土洋结合的山寨货还是勉强可以搞定的，这也是当年在瑞金就已经验证过的技术。
缩水到10吨的小火车头（建国后最常见的窄轨机车是C2型，空重20吨，程刚委托工程师以此为蓝本重新设计减重），拆解成大大小小的零件，再统一运到风陵渡组装，刚一亮相就惊掉了一地的下巴。
可以说，土共的窄轨机车出现在同蒲路上，本身就是具备了多重意味的信号，在国内以往的战争史上，还从来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从这点来看晋军的防线被彻底打崩倒也能够理解了。
能够做到如此“丧心病狂”的地步，主要也是土共已经“觊觎”晋省多年，甚至从程刚这里算起，他当年在瑞金搞窄轨铁路铁，未尝就没有为将来对晋省下手做准备的意思。
总的来看，红军的此次行动面临着后方安全和后勤补给两大问题，但即便如此，土共高层还是硬着头皮做了，冒险的背后肯定也有一番道理。
按照近期战事的时间线，9月18日张汉卿发表反常通电，21日红五军团直属特务营奔袭一天一夜，铲除了华北驻屯军的丰台营地。
同一天土共中央发布北上抗日宣言，随即24日红军度过风陵渡，到了28日，从双石铺运来的火车头就呜呜呜地跑在了同蒲线上，要说土共不是早有准备，那鬼都不信。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不过土共倒没有料到张汉卿会如此头铁，只是在东北军已经将全国的视线全部集中到西北的时候，红军已经不得不发了。
好在眼下的时机还算不错，常凯申将大部分主力集中到了南方，固然让湘赣闽粤承担了不小的压力，同时也极大缓解了红军在北方的战略压力。
否则十余万的国军压在潼关，红军还真不敢轻易搞出大动作，至少得在潼关安排足够的守备兵力才行，如此一来，又会进一步加大初期的后勤压力，导致更加麻烦的恶性循环。
所以从常凯申发动对南方苏区的围剿之后，中央红军这边就有不少同志提出了发动北上战役的意见，大家都是聪明人，从这一年多来的动作看，中央明显会在近期有大动作。
自从抵达陕南之后，土共就一直在筹备对外的战事，为了储备足够的军事物资，甚至有意地减少了与周边地区的冲突，所以也使得这里的中央红军，声势反倒没有湘赣闽粤以及鄂豫皖那么大。
但也正因如此，土共才能以一己之力将双石铺的仓库堆满，张汉卿的通电在一定程度上提前了战事，可即便没有通电，红军也会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动手，准备都已经做好了，那为何不打呢。
战争时机稍纵即逝，一方面是全国投来的目光，另一方面是少见的战略窗口，红军必须竭尽所能争取到最大的战果，才能在后续的战争中继续占据主动。
至于仓促发动战争所带来的问题，土共这边也早有预料，冒险归冒险，若是完全没底的话，红军也不会突然下手。
与外界的普遍印象不同的是，土共对于关中的影响力其实已然不低，所以从8月底张汉卿服软开始，转入明面的土共工作组，其攻略速度就直接踏上了快车道，而红军接受凤翔、潼关两地还只是其中较为关键的一步而已。
除了东西两处县城之外，伍翔宇没有从张汉卿手中要求任何一座城池，只因为对于现在的土共而言，城里的那点税收已经算不得什么了，农村的粮食才是关键。
早在33年初，东北军与陕北红军的作战结束之后，土共就开始有规模有组织地派出工作队深入山区周边的平原地带，开展减租减息乃至土改运动，至于其他的民间活动那就更早了。
虽说这些略有出格的举动，多多少少会触及到张汉卿和杨虎承敏感的神经，但在红军武力的威慑之下，两边仅仅只是爆发了一些不大不小的冲突，并未出现大规模抵触的情况。
当然，这里主要也是土共主动承担了相应地区的粮税，而且之前持续数年的关中大旱，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原有的农村结构。
加之东北军这头过江龙在关中的根基太浅，无论土不土改，张汉卿能收到的粮食和税收都相当有限，所以也乐得见到那些本地人吃亏，甚至为了能免费拿到更多的军粮，还不惜出手帮忙看住颇有怨言的17路军。
根据关中一带的地方志记载，明清之际这里的土地普遍固化，极少有大规模兼并的情况，所以小农经济占的比例较大，甚至还有“三年大灾无饥荒”的评价。
然后自从清末民间力量将鸦片种植引入陕省以来，原本富庶的关中大地种粮面积锐减，余粮储备也随之大幅降低，较之以前“且不足十一”。
鸦片，兵灾和大旱，多种因素综合下来，造成从29年开始了一场空前饥荒，使得整个关中都笼罩在了饥饿和死亡的气息当中。
很多农民为了活命只能逃荒，原本还只是穷乡僻壤的陕南，在关中大旱之年，却往往能够获得少有的丰收，于是大量人口进入秦岭腹地，粗略统计下来，这几年由关中迁往陕南的人口数大约有百万之数。
限于早期力量的薄弱，土共没能在第一时间介入关中，只是在陕南和陕北分别建立了早期的根据地，同时有组织地收拢人口，扩充军队乃至发展教育。
林彪和刘之丹都是挺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时刻，方才给中央攒下了足够的资本，让红军在打赢湘鄂赣会战之后，顺利进入陕甘川开辟更大的北方根据地。
32年底，中央红军在陕南站稳脚跟，随即便将目光转向了关中大地，明面上土共走的是与杨虎承和张汉卿的上层路线，而暗地里，凭借先前从关中吸收的人力，土共还以多种方式介入到了农村基层政权当中。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当旱灾持续到31年的时候，关中的气候终于开始恢复正常，庄稼也开始大面积恢复播种，然而瘟疫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大规模肆虐，甚至因为旱灾而饿死的人，还远不如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数多。
31到32年间，陕北地区鼠疫流行，传播速度相当之快，除了刘之丹的陕北红军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势力敢于投身防疫事业，这也是陕北根据地在这段时间里得以迅速扩张的原因之一。
到了32年底，鼠疫刚刚褪去，从沿海地区传来的霍乱又开始肆虐，这时也是红军派出防疫部队前往关中各地给民众提供治疗，注射疫苗。
结合这时的背景，全国各地军阀之间激战正酣，所谓的中央政府根本无暇顾及民众疾苦，各级机关几乎陷于瘫痪。
别说治疗了，就是必要的预防措施都相当少见，甚至在某些地区，面对大灾当前，当地政府不仅没有积极救灾，竟然仍以丰年的标准征收赋税和军粮，自然激起了大范围的民怨，同时也让土共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时至今日，关中各乡镇虽不敢说全部成立了土共的工作组，但至少也达到了总数的六七成，仅此一项，从凤翔到潼关的运输便不用担心任何的运力问题。
但这些情况外界肯定了解甚少，所以阎西山也是真的毫无准备，压根没有料到共军会来得如此之快。
甚至在红军已然渡过风陵渡的时候，他的主力还放在了大同到灵丘一带，至于为何要把兵力安置在这里，自然与几个月前，时不时出现在晋阳的日本情报官脱不开关系了。
阎西山这种不见兔子不撒鹰的地主老财，在目睹了国军是如何被共军吊打之后，根本不敢独自找共军的麻烦，只要共军不来找他就要烧高香了，甚至前几年共军到晋省打了一把秋风，他也照样连屁都没敢乱放。
那次被陕北红军渡过黄河敲打一顿，阎西山被迫签了城下之盟，让出了晋省前往华北平原的重要通道之一，平型关东部的灵丘县，要说他对此没有任何怨言那肯定是骗人的。
恰好日本人最近也在不断鼓动，向来和日本有着极深关联的阎西山，自然而然的就开始犹豫了，若是没有出现其他情况，阎西山肯定不会轻举妄动，但是日本和国党的联合却让他的野心悄悄地萌发而出。
从这点来看，红军对晋军下手也并非是冤枉了对方，不去除这个卡在中间的搅屎棍，全面抗日就始终只能停留在纸面之上。
而等到日本人大规模入侵华北，以目前的进度来看，因为东北抗联的存在，若是继续等待的话估计会比历史上更晚，这明显不符合土共眼下的实际情况，所以红军才会对晋省如此势在必得。
只不过因为晋军在南线战场崩得实在太快，反倒给红军的后勤线造成了一定压力，好在这些新根据地的反抗力量不多，所以暂时还能维持得住。
客观地说，由于晋省被纵横几道的山脉分割成几个相互独立的盆地，盆地之间各有险阻，这就给了防御者一步步节节抵抗的资本，丢了大同还可以守雁门关，丢了雁门甚至丢了太原还可以守临汾和运城区域，反过来也是如此。
在过去二三十年里，正是凭借着这些地形优势，阎西山的晋军才能在其他军阀面前，退可坚守自保，进可征讨华北，直到他遇到了以山地运动作战著称的红军，这些优势方才荡然无存。
如果是红军处于守势的话，那么即便把大城市都丢了，也可以凭借晋省崎岖的地形，使得对方的军队难以铺开，从而使己方能够隐匿甚至控制广大的山地，反过来包围入侵者，但这些操作对于晋军而言简直闻所未闻。
被一路打到晋阳的共军吓了一跳之后，阎西山果断下令部队死守晋阳，随即又做好了退居大同的准备，与此同时，原本在平型关一带的主力也已经被他连忙调了回来。
当然，阎老西也少不了往日本那边发几封求救电报，华北驻屯军的兵力虽少，但影响力不低，通过鼓动各方军阀也能对晋察冀的红五军团造成压力，但做了这么多，阎西山丝毫没有想过要动员地方上的力量。
在这个混战的时代，无论直奉皖这些旧军阀，还是遭殃军、东北军、西北军这些新军阀，在没有彻底定鼎天下的时候，只要晋省不反，都不会去碰这根硬骨头。
而阎西山也足够老实，当晋省旁边有一个控制了华北中原大地，且相对强大的势力时，他就变得相当听话，反过来当出现了权力真空，他翻脸也翻得比谁都快。
这些思维定式都使得晋军完全没有料到红军的行动，以有准备对付没准备，哪怕面临人力和地形的劣势，红军依旧不虚。
在抵达晋阳之后，先头部队并未急于攻打城市，而是分出大量小分队进入山地和农村地区，这回可不是之前教训一把那么简单，而是实打实的要在晋省扎下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