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过客4251 第233节

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对于程刚的这些小动作,更像是以一种看戏的姿态来旁观,看看对方今天又会整出什么新花样来。

类似的事情在两人之前见面的时候就时有发生,程刚总是会掏出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然后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当时乍一看上去,似乎毫无头脑,但事后一回想,又觉得挺有意思。

因此鲁树人给程刚扣上一个喜欢“故作神秘”的帽子,倒也不算是冤枉他了。

这里主要也是因为后者知道对方口风很紧,不会轻易将两人的来往经历轻易泄露出去。

而且鲁树人身处党外,与土共的内部事务基本没有联系,又对革命事业拥有较为深入的理解,加之他在后世的名气,所以程刚有机会的时候,确实喜欢和对方扯上些天南海北的话题。

甚至偶尔李润石也会掺和进来,通过程刚这个媒介与鲁树人隔空对话,都是极有意思的事情。

另外,与打字机相比,鲁树人似乎对附带的一本拉丁文书更感兴趣,尤其在注意到这是由瞿秋白编写的之后。

这两位在之前十来年里,一直属于民国文坛的大拿级人物,平时私交也是极好,历史上瞿秋白因为顾瞬漳叛变一事不得不四处奔逃,中间就有三次来到鲁树人家中避难,均收到了后者的欢迎,传下了不少佳话。

而这本拉丁新文字书,其实就是两年前瞿秋白还在莫斯科时,与苏联汉学家合作制订了汉语拉丁化方案。

回国后,瞿秋白又与吴玉漳、林伯衢等同志,以此方案为基础做了进一步改进,后世将其称之为“北拉”(即根据北平读书音制订)。

只不过,瞿秋白的“北拉”方案正式出炉时,程刚早已在南方根据地推行了现代的拼音以及部分简体字,后来又随着对其他根据地的物资援助,不断向外推广,已经逐渐有了成效。

相较之下,“北拉”方案因为过于激进,本就不受程刚支持,他自然也不会帮助其大力宣传,所以现在造成的影响力极其有限。

见到鲁树人的动作,程刚轻笑着说道:“这本书是秋白同志让我给你送来的,不过我反正觉得没啥用处,在我看来,汉字拉丁化这条路的可行性并不高,仅仅只能拿来作为参考。”

客观地说,关于汉字拉丁化的潮流,从后世看来确实是一条走歪了的邪路,但这件事情必须要结合历史背景来看待。

在清末民国这一极为特殊的动荡时期,一大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国家内部四分五裂,各路军阀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统治阶级只管自己捞钱,收税收到几十年后,根本没人管老百姓死活。

反观一直对华夏大地虎视眈眈的日本,现在都已经有了航空母舰,而中国居然还有百分之八九十国民仍是目不识丁的文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还真不是随便说说的。

因此只要稍有抱负和爱国之情的知识分子,都会试图去寻找一条求亡图存的道路,开启民智,势在必行。同时,这时候的汉字,往往只有中上阶层才学得起并有时间学,绝大多数底层老百姓只能被拒之门外,结果便是“汉字”成为了区分阶级的一个标志,因此鲁树人就曾对此作出评价:“方块汉字真是愚民的利器”。

“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

——这句话在后世看来委实过激了些,将这两个并不算矛盾的事物对立了起来,但必须也得承认,这是他们这群前辈在茫然求索之中,努力试图寻找出路而做的尝试,作为后人,谁也无法,更没有资格否定其中的初衷与精神。

“我倒是觉得这套方案还算不错,你为何会认为它没什么用处呢?”

这时鲁树人忍不住瞟了一眼桌上的烟盒,但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行动,面对程刚的言论,他只是笑着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你等下,我这回可准备了不少资料。”程刚也不客气,转头在箱子里翻找起来。

其实就汉字拉丁化的问题,他之前早就想和对方讨论了,不过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程刚可不敢和对方随意“开战”,毕竟这位和人辩论起来,水平还真不是吹的。

所以程刚干脆简单粗暴地搞起了文海攻势,只见他首先拿出了一本书,“这是15世纪朝鲜学者崔溥写的《漂海录》,当时还是明孝宗弘治时期,作者在书中记录了他在中国游历的见闻,可以用来了解当时社会的一部分面貌。

这里我们只需要关注其中一段就行了,‘且江南人以读书为业,虽闸童稚及津夫、水夫皆识文字。

臣至其地写以河之,则凡山川古迹、土地沿革,皆晓解详告之。

江北则不学者多,故臣欲向之则皆曰:“我不识字。”就是无识人也。’

这一记载如果属实的话,那么就能说明一点,最早在四百年多前的明朝江南地区,无论地位高低、家庭贫富,都有不少民众接受过基本的童蒙教育,文化普及程度之高,或许还能胜过如今的民国。”

作为东亚地区最早也最全面介绍中国的外国专著之一,《漂海录》曾在朝鲜多次印刊,后又被译为日文、英文等在多国流传,但在国内的知名度还比较有限。

一直以来鲁树人对古董古籍的收藏就很感兴趣,听完程刚的介绍后,立马就提起了兴致。

也没多说什么,先是看了几遍对方所指的那段,然后又一目十行地浏览起了全文,《漂海录》通篇不长,所以不用花上太多时间。

而程刚则继续说道:“书中江南和江北的对比,其实也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写照。

因此想要开启民智,消除文盲,并非简单将汉字拉丁化就能解决的,以古人的生产力水平都能普及基本的童蒙教育,难道我们还不如他们么?

反过来说,如今中国的落后并非仅仅是源于我们的文化,更多的还是时下的政局太过动荡,割地赔款、土地兼并、军阀混战,古的今的问题都冒了出来,生在乱世,又如何指望能见到盛世之相呢?

所以我才觉得没必要将保不保留汉字的问题与民族存亡对立起来,古人都能做到的事情,没道理我们就做不到。

事实上,至少在我们土共的地盘上,这些工作已经颇有成效了。”

鲁树人虽然没有作出回应,但程刚知道若是仅凭这点浅显的分析,就能直接说过对方,这未免也太小看人家了,所以程刚接着趁热打铁,又拿出了一叠资料。

只不过这次就不是古籍了,而是一些现今根据地使用的扫盲教材,以及在经过扫盲的地区,进行的调查报告。

如果要说起这几年里程刚最为自豪的事情,那么推广教育绝对能够派到前三位中去。

有了来自建国后的资料与经验,哪怕如今的财力与人力都远远比不上后世,但也能做出不少成绩。"

第四百六十四章 拉丁化与五笔法

明朝江南地区的识字率,不仅相对于古代标准而言算高的,即便放到之后来看,也足以让人称道,起码胜过民国平均水平是没问题的。

虽说这种比较多少有点“田忌赛马”的嫌疑,但考虑到两者之间四百多年的差距,确实值得所有人思考。

之所以会有如此现象,据程刚自己的分析,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得归咎于江南一带发达的工商业和较高的城市化率,以及由此产生的大量就业机会。

老百姓总是最实际的,如果说读书认字不能为他们带来看得见的好处或便利,那么又何必去白费那个功夫呢?

对于当时的中下层人民而言,让自己的孩子去读几年蒙学,花费确实不小,但只要能写会算,就可以进城当个学徒,至少养家糊口总是没问题的,这便是最初的动力来源。

而越来越多的识字人口,又带动了基础教育的普及,拉低了受教育的成本,如此只需局势一直向好,便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当然,古代封建社会基本不存在一直向好的情况,随便一个灾荒或者动乱都可能打破当时脆弱的平衡,偶尔出现的景气时代并不能用来说明今不如古,只能作为佐证的参考。

实际上,这个道理古往今来都是一直通用的,建国后平均教育水平飞速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那时飞速的工业化,而其中一段时期的增速放缓,则同样可以归因于此。

至于为何土共扫盲能够进行得如此顺利,则主要源于对农村基层的深入变革。

拿到平分而来的土地后,农民对土共的支持堪称空前绝后,而随时可能失去土地的压力,也让他们爆发出了强大的热情。

当所有人都知道要保卫属于自己的革命果实时,无论做什么都动力满满。

于是这股热潮便被顺势引导,很大一部分人力物力被集中到了军事领域,但也有不少汇入工业、教育等方面。

尤其是等到根据地日渐成了气候,工厂、学校、医院乃至军队,都对识字人口产生了极大的需求,这又进一步强化了民众对于受教育的迫切渴望。

而这些景象,在连一名大学生都可能找不到一份糊口工作的民国时代,自然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无论个别人再怎么呼吁,甚至亲身下场实践,也不可能直接改变眼下闭塞落后的局面。

再说回来,程刚给鲁树人看的调查报告,就详细记载了目前各根据地的文盲情况。

建立且开发较早的湘赣、赣南两地,虽然一直承担着战争的压力,但基础教育事业还是没有落下,如今已经与同地区建国后一到两年的水平大体相当,甚至在某些领域还略微超越。

说实话,这番比较看起来是有些寒掺,毕竟从程刚穿越到井冈山起,已经过去六年时间了,即便按到达瑞金算也有四年多。

但一个战争,一个和平,一个偏远山区,一个全国协力,确实是没得比的,程刚的金手指再厉害,也变不出活生生的人来。

“如果这些数据没错的话,你们的路子,想来才是最有可能成功的罢。”

快速读完《漂海录》之后,鲁树人又看起了程刚给他的调查报告,最后忍不住发出了这般感慨。

眼下红色根据地的发展速度,相比于建国后的三十年自然是远远不如的,可凡事都怕比较。

民国的烂,已经是烂到骨子里,烂到但凡有点深远见识的人,都不忍直视,所以在鲁树人才会表现得如此惊异,实在是土共有点太过鹤立鸡群了。

从初识开始,程刚就曾反复提起什么农村路线,对于这些尝试,鲁树人自然都是支持的,甚至还专门询问过,是否需要经费上的支持。

其实鲁树人自己的家底也没有多少丰厚,民国时期文人的收入确实不菲,但相应的花销也大。

就鲁树人而言,他的开销大头主要是接济他人,最近还拿了自己的不少稿费支援左联,所以经费无忧的程刚,自然是直接婉拒了,甚至连医药费没收。

但要说鲁树人从一开始就能够料到,土共会取得多高的成就,这也不尽然。

如今社会各界为了救亡图存,都在尝试着不同的道路,鲁树人从认识上偏向于无产阶级的路线,但也不可能直接预测未来。

因此,当他见到这份超乎其想象的报告时,忍不住发出感慨,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除了文字与数据之外,报告中夹杂的照片也吸引到了鲁树人的注意。

行军途中战士们在背上挂着写了大字的布单,田野上老老少少围在一架黑板前学习认字,还有更多的,是不同穿着打扮的人们在简陋的阅览室里读书看报,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美好。

“实践已经证明了,汉字本身并不是阻碍文化普及的关键,过于繁杂的字体或许算是一种麻烦,但这可以通过简化文字来解决。

古往今来都是一样的道理,那些高高在上的文人和官员,嘲笑底层百姓使用粗陋不堪的俗体字,可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他们不喜欢,他们又算老几?”程刚毫不客气地说了一通,鲁树人也当他是在发泄情绪,所以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笑着给对方重新倒了杯水。

而程刚则似乎是一时说得有些兴起了,猛地喝了口水,然后拿起那本“北拉”书讲道:

“再进一步说,拉丁化新文字的方案,从早期推广时的便利性上来说,确实具有很大的优势。

毕竟这玩意不标声调,也不以某一地区方言作为基准,可以用拉丁字母随时随地拼写各地的方言。

这种文字形式,相当于是绕过了方块汉字,普通老百姓只要认识几十个字母就可以读、写,而不需要去认几千个汉字,但为什么我不认可它呢?”

历史上,瞿秋白虽然早早就牺牲了,但是延安时期还是有不少人尝试过推广北拉。

在吴玉漳的倡导下,“北拉”在延安甚至一度取得了和汉字相当的地位,而且也确实有许多目不识丁的农民,通过这套拼音文字脱了盲,不但能读拼音报,还能写简单的信件。

只不过因为当时连年战乱,新文字的实验和推广始终没有在全国铺开,等到全国统一之后,拉丁化也曾有过争论,但已经不再占据主流。

而在这时,因为程刚的影响,不仅瞿秋白本人安安全全地来到根据地内工作,而且各地之间的通讯来往也方便不少,所以推行这套方案的意见一度多了起来。

程刚为此自然也没少与人争论,这次他在来上海之前,就曾路过赣浙边区,恰好碰上来此调研的瞿秋白。

针对这个问题,两人硬是又扯了大半夜,最后瞿秋白也拿程刚没办法,听说对方要去上海,便送了这本书让他给鲁树人带去。

“我和秋白同志也说了,必须要以辩证的眼光来看待问题,视野不妨看得更长远一些,将汉字拉丁化或许能够解决一时的推广问题,但肯定是后患无穷。

华夏的大一统文明为何能够存续千年之久,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秦始皇的‘书同文’,所以别看现在各地口音多有不同,但基本的交流很少出现障碍。

正如《漂海录》中所记载的,作者崔溥都不是中国人,更不会说汉语,但他无论到了哪里,只要写出汉字,总能找到当地人与他交流。

可若是大家都依据各自的方言用着不同的字母组合,相当于在无形之中造成了不同地区的割裂。

如此强行推行下去,甚至可能造成如欧洲那般,鼻屎大的地方,割得四分五裂的局面,真要是如此,那才是滑天下之大稽!”

显然,程刚说着说着就有些说嗨了,幸而鲁树人并未与他计较,听完一通牢骚后,两人又随意聊了一会,程刚便如过去几次一般,再次于深夜离开。

隔着窗户,鲁树人望着程刚消失在夜幕之中的深夜,轻轻地笑了一下,然后低头研究起了对方最后给他展示的礼物。

这是一台中文打字机,或者严格来说,其实是一台缩小版的活字印刷机。

底部是一面可以四个方向活动的大字盘,上头装满了细小的铅字,正前方则是一个圆柱形的滚筒,用来固定纸张。

根据程刚的说明与演示,移动字盘选字并对准活动臂,然后按下手柄,活动臂会取出铅字戳到绷紧在滚筒的蜡纸上,完成整个打印过程。

鲁树人其实也见过类似的机器,十多年前就由商务印刷馆在前人的基础上改进而出,并一直在不断推广。

如此一块字盘,大约可以存储两千四百多字,另外还有备用字盘用于储存生僻字。

显而易见,此类操作的效率自然是极其低下的,一分钟打上四五十字就已经是极其熟练的能手了。

好在这机器可以用来制作蜡纸,然后再由蜡纸油印,达到一份印制多份的效果,所以逐渐也在市面上推广了开来。

中文打字机最麻烦的地方就在其过于庞大的字库,动则六七千的汉字若是以机械实体的形式储存,难度肯定是不言而喻。

之后林语堂所设计的“明快打字机”就面临了这个问题,为了实现如英文打字那般,使用少数按键精确定位汉字的效果,相应的机械设计不得不变得极其复杂,以至于高昂的制造成本使得机器毫无推广应用的价值。

所以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等电子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可以在芯片中存储庞大字库,并搞定相应的输入输出难关之后,才有可能消除中英文打字之间的代差。

历史上,存储问题是七十年代全球半导体技术的飞速进步解决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王选院士解决了中文字体的压缩与显示算法,至于输入方面,早期最大的功臣,当然是发明了五笔输入法的王选民老师了。

而在此之前,就必须使用人脑替代电脑的思路,通过人力完成汉字的检索过程,中间自然是要损失掉一些效率的,不过为了尽可能地缩短检索时间,也可以采用一些特别的技巧。

鲁树人对于打字机本体的兴趣倒是不大,毕竟这玩意的原理他早有接触,倒是附带的一本名为“五笔打字”的册子,他看得是津津有味。"

这自然就是程刚搬运过来的了,依据王永明老师的理论,汉字都是由笔划或部首组成的,所以可以汉字拆成一些最常用的基本单位,也就是字根。

字根可以是汉字、汉字的偏旁部首、也可以是部首的一部分、甚至是笔划本身。

而这些拆成的字根,把它们按一定的规律分类,再把这些字根依据统计学的原理分配到不同的字母上,作为检索汉字的基本单位,就可以将所要查找的字,通过不同的字母组合迅速定位出来。

具体到这台中文打字机来说,整个拾字盘在横竖两个方向上,都标注了相应的字母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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