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当初到了井冈山，李润石主持新党员入党时，就是自己拟定的誓词——“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之后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建国之后，都会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而对誓词进行一定的修改。
比如当前时期誓词的最大特色，就是强调阶级斗争和对党忠诚。
一方面，土共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此理论被誓词普遍吸收，成为重要特色之一。
另一方面，大革命失败后，党员数量锐减，党组织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党内一些意志不坚定分子在白色恐怖下背叛革命，给党造成巨大损失，所以，党组织尤其重视党员的忠诚问题。
因此“永不叛党”便成为党员入党之初的基本承诺，而且还是作为一条铁的纪律，自从拟定之日起被各个时期沿用，贯穿于革命、建设和改革始终，成为誓词的核心内容。
当然了，这些都是后话，对于程刚而言，最重要的还是眼前程刚举办的仪式。
简短而朴素，却又具备着非凡的意义。
仪式之后，大家也没有就此停下来的打算，此时已经是凌晨时分，前半夜刚刚解决了历史脉络问题，但未来要怎么发展，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在这方面，程刚自然是没有多少插嘴的机会，而且他也肯定不会随意干涉三位的决定，更多的只是作为一个被咨询者，在大家对部分历史细节不甚明了的时候，提供相应的参考信息。
另外，程刚提供的情报是一方面，但是因为历史的变动，这些信息自然不可能完全采信，而必须要选择性地参考。
所以大家同样看重的，其实还有程刚所能拿出的物资，毕竟这不仅大量份足，而且还比无需考虑运输问题，对于什么都缺又亟待发育的根据地来说，实在是太过诱人了。
甚至可以说，大家之所以对程刚如此“另眼相看”，到底是因为情报还是因为物资，大概后者的占比还要更大一些。
所以李润石在知道程刚过去两年运来的物资总量时，便下意识地发出了这般感慨：“十万吨，哈，虽然之前大概了解过你的情况，却没想到还是小看咯。
这么看来，红军能够发展到这个地步，你这个程主任可是居功至伟啊。”
对此，即便程刚再如何谦虚，另外两位也同样是类似的想法，毕竟他们都非常清楚，土共几乎所有的根据都在交通不便的内陆地区，想要购进物资可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这里都不用说封锁问题，事实上以目前根据地的范围之大，常凯申要彻底封锁住，那也得等他站稳了全国领袖的位置再说。
单就一个运输成本就足以把根据地的经济拉垮，无论是指望苏联也好，指望洋人也罢，他们都不可能像程刚一样大批量地运来商品。
简单来说，在国外势力眼中，红军所处的地位和一般叛匪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在苏联眼里，即将占据大义，又曾有一定合作基础的常凯申，可能还更要吃香一些，就更不用说其他西方国家了。
当然了，只要有足够的利益，绞死资本家的绳子，资本家自己会卖给我们的，但红军根据地到底能拿出多少利益出来，这还是个未知数。
除了矿产、粮食、手工业品之外，这些山区能够提供的商品实在是太少了，这点李润石就深有感触，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工业，生产出的工业品马上就被内部消耗一空，那还挤得出来向外出口。
更何况也不要把那些资本家想象成傻白甜，现在的世界可是还奉行着弱肉强食的规则。
至于中国更是被视为殖民地般的存在，在红军完全亮出獠牙，通过血与火证明自己实力之前，谁会真的鸟这群钻山沟的“匪徒”。
而且若是红军确实掌握了大家垂涎的物资，那为什么不直接鼓动大军前来占领争夺呢。
历史上常凯申发动的围剿作战，其中恰好就有德国人的影子，不仅提供武器装备，甚至还派出将领参谋前来指导。
先不论这般效果到底如何，至少苏区沦陷后，靠着军备采购和钨矿交易，德国人可是占了笔大大的便宜。
论买办，谁能比得过常凯申背后的江浙财团，帝国主义不去支持买办，反而跑过来援助尚在襁褓中的共产主义者，莫不是脑子进水了，还是马克思附体咯。
直接些说，无论是李润石，还是伍翔宇和王凯，他们都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了一点，除了程刚之外，不可能会有其他任何一个势力愿意过来做着雪中送炭的买卖。
能不落井下石就不错了，那些洋行买办们，顶多在未来帮点锦上添花的小忙，而眼下却根本不用指望。
在没有成功的情况下，大家肯定不得不与虎谋皮，甚至真到了紧要关头，哪怕是生死攸关的粮食，那也不得不舍命卖出去。
历史上正是如此，而且粮食还是中央苏区最主要的出口产品，粮食出口更是中央苏区及政府换取必需工业品及现金的重要途径，为此还专门设立了对外贸易局负责相关工作。
但这本质上只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因为根据地内部确实需要大量的工业品来维持正常运转，就犹如卖血求生一般，谁又真心愿意这么做呢。
好在现在程刚填补了这个空白，他提供高级产品，根据地逐渐自造初级产品，原本的小农经济提供原材料，并作为消费市场完成整个运转，如今的苏区经济，已经逐渐形成了良心循环。
在交流的过程中，程刚也把自己的这些想法逐一和大家说了出来，相比于来自后世的他，在座的其他人对帝国主义和买办的信任度还要更低一些。
现在既然有了程刚的准备，干嘛还要去无端地被挨上一刀，自从走上社会革命的道路，土共就早已和资本主义国家站在了对立面上，除非确实证明了自身的实力，否则双方不可能达成平等的合作。
虽然程刚还没有告诉大家，建国后的那个新生政权，正是靠着志愿军的鲜血方才获得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同，但他相信，至少在心气方面，现在的三人绝对不会弱到哪里去。
聊到这里，大家实际已经把精力集中到了未来根据地的发展上来，话题之所以会发生如此转变，其实说明他们已经渐渐达成了一个默契。
想要站在整个中央苏区，乃至所有根据地的范围来思考全局，前提是什么已经不言而喻了。
换句话说，在了解了王、薄、李等人在未来的行迹后，三人都不用直言，就已经默契地讲他们排除在了讨论的范围之内。
有了程刚提供的物资和情报，要是还让那些德不配位的家伙再次占领高位，那他们过去十几年的革命经历岂不是活在狗身上了。
天与弗取，反受其咎，大家都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所谓天，更多的理解为一种历史潮流，是人民群众力量的体现。
而在眼下，时代的大潮已经来临，三人自然不甘落后，从程刚单独对他们摊牌开始，他们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派别，接下来的政治斗争中，将会以这三位为中心，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对于自己取得最终的胜利，无论是三人中的哪一位都毫不怀疑，所以他们才会默契地开始研究起如何加强根据地的力量。
只不过，在交流这些事情的同时，有一个问题是肯定避不过去的，那便是苏联。
如果说对于帝国主义，大家可以明确地划清界限，也可以完全不对齐抱有幻想，即便是暂时的合作，也不会达成依赖的地步。
但对于苏联，大家的心思就开始显露出不同了。
所以当交流进行到这一步时，所有人都不得不面临这个问题，这里伍翔宇率先把这件事摆在了明面。
“关于未来国内的事情，现在我们已经讨论得差不多了，这次我前去苏联，大家有什么看法？”
短暂的沉默之后，还是程刚做出了回复：
“关于这点，我也思考了很多，但是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要依照大家的意见来办。
根据翔宇同志所言，莫斯科那边可能已经察觉到了我们的异样，所以他这趟过去，是有很大可能被问及此事的。
既然如此，这不仅是为了翔宇同志未来的发展着想，更是为了接下来几年我们的后续计划，我们都必须处理好与苏联老大哥的关系。
而这次会面，就算是双方的第一轮交锋，大家觉得应该怎么处理？”作者的话：月票 订阅呀 ~
第216章 平等关系-第6更
这个问题，若是细究起来，其实也不算是一个问题，因为有了程刚之后，土共对苏联的依赖程度就大大减少了。
在这一时期，苏共可是地地道道的老子党，虽然名义上有个共产国际，负责管理全世界的共产主义政党，就连苏共也在他们的领导之下。
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说得难听点，共产国际在苏联也就是个局级单位，根本排不上号的存在，可即便如此，人家依旧能够对土共施加不少影响。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今年马上会发生的利叁路线，先不论这里犯下的左倾冒险错误，但确实是革命早期土共难得地违抗共产国际的命令。
历史上，七月份李利叁一力推动江城暴动、金陵暴动和申城总同盟罢工等计划，甚至喊出了“江城首先胜利，必须紧接着全国革命高潮”的宣言。
随后鹏石穿趁着常凯申打中原会战无暇后顾的时机，一举攻克了湘省重镇潭州，李利叁的头脑更是升温，坚信自己的策略和路线是正确的。
可是就在这时，共产国际发来了紧急指示，认为土共的主观力量太弱，还没有夺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不同意布置江城、金陵和申城的计划。
如果站在后来者的角度来看，这一指示其实是有道理的，共产国际虽然在之前犯下了右倾的毛病，但是至少这个时期下达了正确的指令。
但李利叁和政治局的绝大多数成员都对此想不通，他们在八月一日开会讨论指示的时候，不仅没有认真的考虑敌我双方的态势，检讨中央制定的路线是否正确。
相反，他们几乎一致地认为，共产国际下达这一指示的原因是伍翔宇的右倾思想造成的。
甚至李利叁直言，“国际不仅不了解目前革命发展的形势，并且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总趋势，国际只不能了解中国革命的趋势，翔宇同志要负这一责任。
……
我们如同机械的执行国际的指示，表面是忠于国际的来电，实际上放松现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便是不忠于革命，不忠于革命就是不忠于国际。
……
政治局同志都应在一致的精神上来坚决执行党的路线，这绝不是反国际，而是革命群众的要求，我们应向国际负责，同时就对革命负责。”
最为操蛋的还是八月六日李利叁提出的设想：
三城暴动爆发后，将引发全国总暴动的发生，届时苏联和蒙古可以出兵，将“西伯利亚数十万中国工人迅速武装起来”，支持中国革命。
这样一来，“日帝国主义必很迅速地向苏联进攻”，引起世界大战，而中国革命就会在世界革命高潮中取得胜利。
了解到了这些也就不难奇怪，为何历史上伍翔宇返回申城，纠正利叁路线错误之后，共产国际依旧不依不饶，坚持要用留苏派取代本土派。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李利叁虽然犯下了极大的错误，但是却也是第一个敢于直面违抗国际命令的领导人，此人之后被调往苏联，并且被扣长达十七年之久，与之也并非没有联系。
总而言之，土共与国际之间的关系肯定没有那么简单，与苏联便更是如此，谁对谁错，只能根据当时的现实条件来进行判断。
只不过在利叁路线之后，国际与土共之间的信任已经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再加上王、薄等人从中作梗，方才引发了后续一系列的乱象。
而且即便是到了王冥占据高位，也不是真就对国际言听计从，到了土地革命后期，苏联那边其实也开始认识到了中国国情的不同，并且考虑支持李润石的路线。
但很明显的是，若是让李润石的农村路线占据上风，那么不仅王以及其背后的一批人将要地位大跌，最重要的是他们所坚持的路线也会迅速被党给抛弃，正如李利叁一般。
所以这背后发生的一些事情，要比后世一般人从三言两语看到的要复杂得多。
总归来说，这一时期的土共力量实在是太过弱小，不仅是实力上的弱小，更是心理上的弱小，所以迫切需要老大的支持，哪怕只是一句话的支持。
但小弟也肯定会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利益追求，所以在这个里面可以操作的空间就实在是太大了。
不过现在三人组并不是太过担心这个点，既然根源在于自身太弱，那么好好想办法提升实力和信心就行了。
毕竟还有一个程刚在呢，对于高层而言，三人清楚程刚的底细，所以不会盲目指望苏联的帮助，而对于中底层而言，在他们眼中，掌握了大量物资调配权的中央，就具备着天然的威信力。
只不过其中还有最重要的一环没有补上，那就是名分，而这点必须由苏联提供，这样方才可以彻底站稳脚跟。
根据程刚的了解，长征后的红军，李润石已经占据了绝对的领导地位。
但是王冥从苏联回来时，明明共产国际嘱咐他要坚决拥护李润石的领导，结果他仍然打着苏联的旗号开始争夺权力，当时还闹起了不小的风波。
毕竟老大哥的牌子在整个组织里的号召力还是挺强的，无论是真心支持，还是狐假虎威，都能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
事实上，程刚在过去的两年里，或多或少也沾了点光，只不过现在大家终于明白了他的底细，而且也不会深究罢了。
再回到这凌晨的商议上来，以李润石的眼光，在获得足够多的资料后，自然很容易就明白这里面的道理。
面对伍翔宇和程刚的提问，他沉思片刻，缓缓说道：
“苏联那边，我们现在已经没必要指望他们的支援了，而且另一个世界里他们也没有运过来多少东西。
所以双方交往的重心，我认为应当放在互相的认同上，简而言之，我们现在就是求一个名分。
老大哥要愿意给，我们就受着，要不愿给，我们自己去拿便是。”
论心气，李润石可是比李利叁要强上不少，论战略，后者更是完全比不上，所以在程刚看来，李润石确实有这般王道的底气。
只不过对于这点，三人还是存在一定的争议，比如伍翔宇就接着说了：
“要是可以的话，我们还是能争取到莫斯科的支持最好，而且在这方面，我想苏联应该也是需要我们的。
至少程刚同志可以拿出些好东西出来，只要双方的合作进行下去，那么关系自然会更加紧密，也有利于我们的革命。”
虽然态度略有不同，但不得不强调的是，两人所言其实都表明了一个相同的立场，那就是苏共与土共之间，可以存在略微的高低差别，但绝对不能是上下级之分。
所以一个敢于直言“互相认同”，一个也委婉地提出“双方合作”，不知不觉中，他们已经不再把自己放在下级的角度，而开始平视那个曾经遥不可及的老大哥了。
对此自然是程刚乐见其成的，他既不想看到那个帝国主义走狗的买办势力统治国家，也不希望自己信仰的政党成为别国的小弟乃至傀儡，所以他只能支持李润石，这是唯一的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
这样一来，程刚终于还是说出了自己的底线：
“苏联那边，我确实可以提供不少他们急需的东西，无论是情报还是物资，这些都可以用来推动双方的后续合作。
但是有个前提我想大家应该都清楚，那就是平等，但要做到这点并没有那么简单，而且在还没达到平等之前，对方恐怕不会改变原来那一套行事办法，甚至恼羞成怒变本加厉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如果确实有必须的情况，我会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包括这次翔宇同志前去莫斯科，要是到了实在不得不摊牌的时候，那么可以选择说出我的来历。
甚至苏联那边要是真想见我的话，我也可以亲自过去一趟，当然了，安全问题我肯定会提前准备好，这点大家不用担心。
总而言之，我也和各位交个底，在我的政治观念中，到底是民族主义占了多数，还是社会主义占了多数，这个恐怕还真不好说清楚。
乃至讲得不好听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苏联和我们到底谁走在正确的共产主义道路上，这还是件不好说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