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最忌怯懦，军兵一旦怯懦，就会气弱，气势一弱，就会溃散，一旦逃跑，就是把后背留给敌人。”
“火枪火炮当然很强，线列阵以一当十，可再好的军械，也是给人用的。”
做皇帝，绝对不可以懦弱，作为太子，要是唯唯诺诺，恐怕皇帝会废掉朱常治。
而且，人不行，再好的军备也是白瞎。
大明卖给阿克巴六艘五桅过洋船，已经沉了一条，不是第乌总督府打掉的，是蒙兀儿国军兵军纪不严，在船上用火不当，把船给烧了。
大西洋的风暴都无法击毁的五桅过洋船，被蒙兀儿国军兵给弄沉了，大明理当引以为戒。
戚继光把这些当故事讲给了朱常治听，朱常治听来听去，忽然眼前一亮，问道：“毅？弘毅的毅？”
习武很辛苦，但朱常治坚持了下来，他发现习武日久，他这个小孩，做事也有毅力了，不会半途而废了。
“然也。”戚继光不住的点头说道，王皇后是个贤后，把孩子教育的很好，朱常治是个好孩子。
钱至忠钱三站在一旁听故事，再早熟，他也是个孩子，喜欢听这些奇闻轶事。
朱常治在大将军府吃了午饭后，才离去，他倒是想多玩会儿，但下午还有课，回去晚了，母亲又要变身了，比老虎还凶。
太子和武勋之首、大将军、奉国公凑到一起，皇帝，就一点不担心侯君集、李承乾旧事？
朱翊钧一点都不担心，因为他春秋鼎盛，还年轻，还没有被权力、神圣，异化成一条囚禁在皇帝宝座上的困龙。
第942章 秩序，斗争和妥协的产物
戚继光作为奉国公，大明武勋第一人，自从万历元年被封为迁安伯后，就开始和文官保持足够远的距离。
在他被封伯后，张居正让游守礼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去请戚继光，就是让戚继光和过去文官门下的身份做切割。
戚继光把全楚会馆的腰牌还给了游守礼后，就再没自己一人去过全楚会馆。
在主少国疑的时候，戚继光和张居正这对文武没有篡位，那之后就再没可能。
戚继光和太子现在的接触，非常良性，万一皇帝有什么意外，大将军和元辅就是大明帝国最好的辅国大臣。
而皇帝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没人想看到的意外，比如疾病、比如刺王杀驾、比如落水、比如怠惰。
朱翊钧回到通和宫开始处置今日的奏疏，他先是翻动了一下奏疏上的浮票，有些疑惑的问道：“朕给熊大记了功，言官上奏反驳了没？”
“没有，陛下，熊廷弼在密疏里提到了他为什么要杀俘，但在奏疏里、捷报全都没有提及。”
“这科道言官知道为什么要杀这些畜生，自然就没人再缠着不放了。”冯保解释了下其中的原因。
言官也不是倭人出身，阻止熊廷弼记功，主要是为了杀俘不祥，是为了劝君上仁恕之道，而不是为倭人说话。
在文华殿上，戚继光突然提前离开，这场风波，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当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后，言官们立刻选择了闭嘴。
不是识时务，要是熊廷弼早点说明原因，言官不会阻拦给熊廷弼记功，杀一群畜生和杀俘是有区别的。
大明言官经过了十八年的整顿和不断的人才遴选，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食人的畜生不是人，杀也就杀了。
熊廷弼和石见银山的文官之所以语焉不详，没有说的那么清楚明白，也是不想勾起大明痛苦的回忆，这很容易导致情绪上激化，引起群情激奋。
熊廷弼不想给朝廷带来麻烦，在不合适的时间，发动一场不太合适的灭倭战争。
朱翊钧处置着各项奏疏，山东、江左、江右、广东、湖广，所有规划驰道已经全部开工，朝廷的白银已经开始洒向各地，朱翊钧觉得这次驰道的修建，非常不顺畅，远不如之前京师五龙驰道、绥远驰道、陇开驰道修建顺畅。
很快，朱翊钧处理了数本奏疏后，就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工党目前没有权威人物居中协调各方利益，导致了哪怕是朝廷给银子，驰道修建也是诸事不顺。
“宋神宗发动了三十五万大军，五路伐夏，西夏已经陷入绝境，因为争功，五路分歧不断，彼此拆台，甚至派兵阻拦彼此的前进，最后缺少统一指挥，最后弄了个虎头蛇尾，草草收场。”朱翊钧看着桌上的奏疏，面色凝重。
没有了王屠户，朱翊钧要吃一段时间带毛猪了。
宋神宗五路伐夏，是北宋国势巅峰时候的远征，留下了许多的历史教训，明明足够强，甚至可以平推的战争，打成了一个笑话。
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事实，五路伐夏的五路将军，全都是平级，因为重文轻武的原因，才这么做，就是为了彼此制衡。
这么干，别说打仗了，光吵架都吵不完。
在之前王崇古身后事的风波中，有一部分人总觉得：不是王崇古，也可以是别人，这官厂，离了王崇古，还不转了吗？！
情况比预计的还要糟糕一些，皇帝没了王崇古这个肱股之臣，就是花银子，这驰道修起来，也是磕磕绊绊。
冯保看着面前的奏疏，低声说道：“陛下，李世达的反水，他带着人，对王家屏、文成公的攻讦，影响非常的恶劣，本来文成公走后，工党就必然会陷入一段混乱的时间。”
“李世达这么一闹，分歧更加严重，甚至有人人自危的趋势。”
朱翊钧的手在桌上不停的敲动着，思考了良久，朱翊钧坐直了身子对着冯保说道：“下章刑部，给李世达办个加急，其余案犯秋后问斩，从速。”
“臣遵旨。”冯保俯首领命，他赞同陛下的做法。
工党现在的混乱，有极大原因是人人自危，没人知道自己会不会被李世达案所影响，所牵连，而从速从快对李世达进行斩首，代表着到此为止，不会过分瓜蔓连坐，有利于工党的快速稳定。
“宣凌次辅、周良寅和王家屏来。”朱翊钧又下了一道命令，工党这三巨头，不能自己掐起来。
王家屏没有在王崇古死后立刻就抢位置，他在等，等工党和晋党完全切割。
工党身上的晋党底色实在是太浓郁了，王崇古走了，王家屏要等着切割完成，才会走马上任。
凌云翼年纪很大了，他是回京救火的，王家屏等得起，王家屏又不是李世达那样的蠢货。
朱翊钧和三个臣工开了个小会，时间不长，不到半个时辰，就把事情确定了下来。
三人之中，凌云翼最适合做那个权威人物，快刀斩乱麻，快速稳定局面，梳理、协调各方关系。
凌云翼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沟通湖广和广东地方官员沟通，让京广驰道动起来，在修建的过程中，听取各方的诉求，解决各方利益冲突。
周良寅的主要任务管理北方这些营建的官厂，而王家屏的主要任务是安抚正在失去权力的晋党旧人。
失去了王崇古的庇佑后，旧人哭，新人上，历来如此。
在这段时间，王家屏要协调人事关系，更加明确的讲，他负责狗斗。
朝廷做事的逻辑和民坊不同，朝廷做事的逻辑是先搞定人，再去做事；而民坊、公司、企业这些集体，是先做事，自然就把人搞定了。
之所以会有前后差别，是因为朝廷更加臃肿，更加复杂，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无数的个人利益和诉求、无数的群体利益和诉求，千丝万缕盘根交错，让人理不清、捋不顺、剪不断，稍有动作，就会触及到一大群人的利益。
凭什么让个人或者集体，为了‘更加伟大的利益’放弃自身利益？
而且每个人、每个群体的立场不同，哪些利益，是更加伟大的利益，各自的看法完全不同。
在朝中做事，但凡是先做事，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做着做着，自己就从多数派变成了少数派，最后被打倒，被清算，被扣一堆的屎盆子。
而且不搞定人，就想做事，很难很难，有些人他做事的本事不大，但坏事的本事可一点都不小。
比如武清伯李伟、李文全、李文贵，他们折腾宝钞，没折腾多少银子，险些把宝钞的信誉击穿。
所以朝廷做事，是一定要先搞定人，在搞定人的过程中，找到最普遍的共识为切入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张居正在开启新政考成法之前，也是先把杨博搞定，逼着杨博同意了考成法后，才开始推行。
当民坊的规模足够庞大，牵扯到的利益相关方足够多，个人、群体的利益和诉求，多到错综复杂不好梳理时，这种臃肿和臃肿带来的种种问题，也会在民坊身上快速爆发出来。
朝廷的官厂有人贪，民坊就没人贪了？
朝中确定了座次后，下面人才方便站队，工党有些风波，但问题并不严重，仔细梳理，这次的风波会慢慢平息。
朱翊钧等到三位重臣离开后，才继续处置奏疏，他看着面前这本奏疏，犹豫了下，最终还是朱批准许了。
自从王国光致仕后，户部一直只有张学颜一个人挑大梁，本来少司徒这个位置，是留给侯于赵的，等侯于赵忙完了浙江还田就回京做少司徒，可是侯于赵自己不回来。
从去年冬天起，关于少司徒谁来做，朝中就廷推了数次，最终确定了四川巡抚何起鸣。
何起鸣是嘉靖三十八年进士，四十年从知县开始做起，剿过匪、办过学、治过黄河，在隆庆二年何起鸣成为了顺天府丞，这个位置很关键，但这一年，何起鸣上疏弹劾高拱‘京察大计’名为京察，实则排除异己。
倒高派没斗赢，何起鸣只能致仕归乡。
万历元年，他被起复去了贵州，万历五年又去了湖广，万历十年去了山东，万历十五年去了四川，这十几年时间，何起鸣一直在做一件事，那就是清丈、计亩均粮、厘清赋税。
自万历十五年起，他在四川搞营庄，搞得风生水起。
这是一个很有才能的循吏，而且没有非常明显的党派，如果有的话，也不至于在地方兜兜转转十八年了。
“那就让何起鸣做少司徒吧。”朱翊钧朱批了这次的人事调动，侯于赵有的等了。
朝廷的坑就这么多，你不进步，其他人就会进步，再等，不知何时。
奏疏不过夜是朱翊钧对自己的要求，奏疏处置完之后，朱翊钧伸了个懒腰，才懒散的靠在椅背上，看起了各色杂报，《逍遥逸闻》的南洋游记，又一次更新了。
这次，南洋游记没有讲道理，而是讲故事。
种植园是个等级森严的封闭小社会。
最底层的是各种奴仆、力役，这些力役一天要干七个时辰的活儿，天不亮就开始，没有劳动报酬，只有勉强吃饱的口粮，农闲的时候甚至只有土豆炖豆子，动辄被打骂。
懒惰鞭，偷盗主人断手。
管理这些奴仆的是把头，管这些把头的是大把头，能做到把头、大把头，基本就能见到庄园主了。
力役里面有一种很特殊的力役，地位高于普通奴仆，和把头相当，那就是马倌，这些马倌管畜生，这种植园里，牛马驴骡的待遇，可比奴仆要强得多。
把头、大把头、马倌，通常都用汉人，实在缺人缺的厉害，才会用夷人，用夷人，对庄园主不安全。
吕宋棉兰老岛有个种植园主叫崔世友，此人是福建人，在老家时候也是穷苦出身，这出了海，十几年时间终于和同乡一起在棉兰老岛立足，有了一万亩地的种植园。
这一朝得势不饶人，崔世友平素里对下人极其狠厉。
崔世友的一匹好马病死了，崔世友怒不可遏，打死了马倌，马倌的儿子接替了这位置，钉马掌的时候，故意少钉了钉子，崔世友乘车出行，马失前蹄，车翻了，崔世友也死了。
崔世友的儿子报了官，因为马倌的儿子，早就跑了，不依靠朝廷的力量，根本找不到人。
而吕宋总督府只是受理了案子，没有下海捕通文，因为马倌和他的儿子都是汉人。
吕宋总督府用的是大明律，大明律只管汉人，崔世友打杀马倌，按照大明律要抵命，而马倌儿子选择了仇杀，如果他还在种植园，那衙门肯定要办，但人跑了，衙门就直接不管了。
这事儿还有后续，这马倌的儿子后来成了海寇，在万历十五年，马倌的儿子带着三百海寇，连续攻破了七个种植园，大火烧了足足六天，还是下雨，大火才熄灭。
马倌的儿子最终被吕宋水师给剿灭了。
但，自万历十五年后，再没有庄园主，苛责汉人的事情发生了。
“全是输家。”朱翊钧看完了这个故事，林辅成没讲道理，但最终的结果是多输。
总督府损失七个种植园的赋税，崔世友死了还被人灭了门，而马倌死了，马倌的儿子做了海寇，也被总督府给剿灭了。
一个很有趣的案子，因为按照斗争卷的解释，这个案子客观的反映了秩序诞生的全过程。
普天之下，寰宇之内，任何的秩序都是从斗争中诞生，而非道德。
一个集体，从一家一户，到一个工坊，一个产业，一个朝代，想要长期稳定的持续下去，它就必须要能有效的，将自己集体内各个阶级之间冲突，控制在不至于毁灭彼此的范围内。
要想实现这种控制，就必须把所有利益关系纳入一定的‘秩序’之内。
所以，秩序本身，是彼此斗争和彼此妥协的产物，而非之前人们以为的道德。
崔世友、马倌、马倌儿子的反击、七个种植园的灭门惨案，表面上看是由一匹马病死了引起的斗争，到最终庄园主们不再苛责汉人的秩序。
儒家崇尚道德诞生秩序，比如赫赫有名的天人合一就是典型的道德诞生秩序，但从中国漫长的历史来看，道德从来不能诞生出秩序。
冯保早就看完了这篇杂报，低声问道：“陛下，臣愚钝，那种植园里的倭奴、夷奴、番奴、游女这些也被苛责，而且朘剥更加狠厉，为何没有在斗争和妥协中，诞生新的秩序呢？”
陛下的第三卷写的很好，非常好的解释了大明种种现象，但陛下的斗争卷，似乎也不是完全普世。
崔世友杀死马倌，算是暴怒失手，但崔世友杀死的奴仆，不要太多。
马倌的儿子会反抗，可是这些奴仆，为什么没有大规模的反抗、颠覆种植园经济的暴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