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皇帝到全楚会馆蹭饭，就和先生讨论到了这句话，说到了尼德兰人的誓绝法案，皇帝认为这代表了民意，这种方式是不错的，是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张居正认为，这是被西班牙总督惨无人道的欺辱，或者更直接的说蹂躏后，才形成的共识，北同盟的誓绝法案是基于尼德兰社会风貌、地理因素、产业、人文等等的最终结果，南联盟（比利时）就不想顽抗到底，因为在西班牙总督统治期间，南联盟是统治阶级，是既得利益者。
生搬硬套只会水土不服，就像大明的条条块块、郡县制，费利佩想学，但是学不会。
哪怕是学个官吏逢进必考，都十分的困难，按照大明的理解，现在西班牙还处于商周时期的邦国，看似是一个整体，实际上还是小邦联合。
各家有各家的情况，制度只有最适合自己国家的，没有什么四海皆准，这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熊廷弼不打算写那么深入，因为这其实是斗争卷的内容，熊廷弼研读过斗争卷，听陛下和先生讨论，他知道陛下在想什么，但这是贡院考场，先生说过，斗争卷只能看、只能用，不能公开讨论。
若是真的回答这个问题，在熊廷弼看来，陛下坐在龙椅上，就是代表了万民的民意在裁决，大明最多的就是农夫，而陛下就是农夫。
谁家皇帝农活儿干的比大师傅还利索？农事上，满朝文武，没一个人能糊弄得了陛下。
熊廷弼打好了腹稿，开始动笔，他写完之后，开始修改，反复斟酌推敲后，开始誊抄。
袁可立也看到了这题目，在他看来，这两个问题，实在是难以回答，要写简单，但要写好极难，因为这是陛下亲自出的题目，现在袁可立要揣测的不是主考官的意思，而是陛下的意思了。
考虑到万历维新的当下，他迟迟无法动笔，因为在他看来，万历维新没有完全成功，大明朝廷看到的是贵金属在流入、大量的货物被生产，但袁可立觉得维新的风，从来没吹到乡野之间，甚至因为出海，导致了人口外流，人力不足，土地抛荒。
河南，是人口流出的大省。
立场不同，看到这两句话各不相同，袁可立迟迟未曾动笔，几经易稿，终于完成了经义卷，他写了两份，歌功颂德和针砭时弊，最终袁可立选择了后者。
考场中人，面对这些题目，反应各有不同，两天后，主考官收走了答卷，开始糊名。
第二场是诏诰表判，考的是实务文书写作。
夏宗尧直接看到题目只觉得天塌了，因为要写的四篇，他一篇也不会写。
诏：《谕吕宋总督府教化夷人诏》；诰：《授吕宋总督府都统制诰》；表：《贺东征九胜奏捷表》；判：《金池商民违禁拓殖案》。
夏宗尧根本不了解这些情况，他根本不知道如何动笔，他倒是想看杂报，但是老师、父母都不准，只让他一心读圣贤书。
正在他绝望的时候，他一翻开后面的每一页试卷，发现都有材料可供参考，这让他喜出望外，陛下果然体恤学子。
大家读书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些万历维新里的新事儿，他真的没练过，没材料两眼一抹黑，有材料，也不是不能写。
“要是考不中，我这举人身份，还能去吕宋做个官。”夏宗尧看到了诰题的材料，发现个事儿，按照诰的材料，吕宋、旧港、金池总督府缺读书人，举人到那里，真的是横着走，发宅、发佣、发地、发仆，只要去就有。
一望无际的黄金海岸、大别墅、椰树林、看不到头的种植园，就是汉乡镇。
夏宗尧想了想，收起了这些乱七八糟的心思，海外不安全，错非迫不得已，否则没有几个读书人愿意前往，要不然没有这么好的条件。
“原来大明会典大明律拓殖中明文规定：凡海外无主之地，汉民插标为业者，掠抢者打死勿论，免罪。”夏宗尧看到了第四篇判的时候，有些惊讶，原来大明律是这样规定的。
违禁拓殖，主要说的是有些害群之马，自己不开拓，专门抢他人开拓好的地，这简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开拓是极其辛苦的，自己不肯出力，还要抢，那就别怪主人家，打死勿论了。
夏宗尧第一次觉得写诏诰表判，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儿，因为这四件事都是国朝大事。
熊廷弼看到题目的时候，略微有些心虚，因为他经常写这些东西，非常熟练，别人可能不熟悉，但他再熟悉不过，张居正经常让他写诏诰表判，有的时候，张居正甚至直接拿着他写的，就去廷议了。
因为熊廷弼看到过写的诏，一字没改被刊登在邸报上，显然是张居正没改、司礼监没改，陛下也没改。
东征九胜奏胜表，他就写过两份，是张居正联合礼部沈鲤要修《东征记》和《英豪传》，就让熊廷弼写了两份。
关于这些政策，熊廷弼完全没有反对的概念，因为他接受的教育和道理告诉他，理当如此。
袁可立非常非常喜欢这四个题目，当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情不自禁的站起来，在很逼仄的考试房里，走来走去，他有些兴奋。
他相信一句话，穷则变，变则通。
穷不是穷困，而是穷途末路的穷，万历维新之前的大明，已经有些命不久矣的征兆了，已经走到了尽头了，他看到的大明是地方兼并成风、衙门贪腐横行腐败无能、士林斯文败坏、乡贤缙绅如狼似虎、朝中争斗不休但全然不是江山社稷，而是私门小利。
他不知道大明的出路在哪里。
他写过很多的诏诰表判，但每次写都十分的烦躁，因为他看不到一点的变化，没有变化，就没有新的道路可走，这是让他最辗转反侧的。
士人要弘毅。
袁可立心怀天下，哪怕他穷的连堪舆图，都不舍得买，但他仍然希望大明可以从腐朽中挣脱，昂扬向上，因为覆巢之下无完卵，大明要是倾颓，对于万民而言，就是天崩地裂，他十分的有毅力，否则就不会走到这贡院来了。
而这四个题目，全都是变化！
大明在海外开拓；大明在海外建立秩序；
大明在破除祖宗之法的不征之国，外交政策不再是柔远人，而是锱铢必较、睚眦必报，丰臣秀吉敢袭击大明使团，大明军就会对等报复，夺取出云、石见、长门三国，给倭人还以颜色；
大明在争夺新的生存空间。
这些年袁可立通过各种方式，买到了很多的杂报，其中就有历年的《格物报》，格物院格物博士所写，格物博士在检测北方四十三个地方，从卧马岗到河南的气温和降水量。
从十七年以来的数据显示，气温在不断降低，降水在减少，这个检测消息，每年都会刊登，每次看，袁可立觉得自己脚心都是凉的。
大明再不改变，这该死的天气，会让北方大面积减产，结果就是活不下去的百姓揭竿而起。
袁可立真的很害怕，他害怕大明生于大义，亡于不齿。
大明太祖高皇帝出身卑微，父亲、母亲、兄长相继饿死，胡人窃据百年，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大明在一片废墟中建立，以穷民苦力揭竿而起夺得天下，这是生于大义，若是亡在百姓手中，就是亡于不齿。
袁可立越想越兴奋，写完之后，睡了一觉，才察觉自己兴奋过头了，写的过于夸张，赶忙又重写了一遍，折中了一下，才交了卷。
第三场是策问，就是五个维新实务的问题，让学子们自由发挥。
五问分别是：汉武通西域与今之开海异同；
海外拓殖，当效殷民迁洛邑之制，或行卫所军屯之法；
新学与儒学何以共济维新；
夷人与汉人争地，华夷之轻重，四海之缓急；
何以辩开海伤农、商贾夺田；
这些问题，对夏宗尧而言，实在是太难太难了，袁可立还好，他喜欢看杂报，对这些事儿的背景一清二楚。
对于熊廷弼而言，轻而易举，信手拈来，因为他经常写这些，有的是张居正给他出的题目，有的则是他自己的思考。
他是张居正的关门弟子，是潞王殿下的陪练、是陛下口中的熊大，他在京师的一切吃穿用度，都是陛下内帑所出，是陛下觉得他文武双全，是可造之材。
他很清楚自己是谁，很清楚自己的天赋，很清楚自己的特殊，很清楚自己拥有旁人所没有的特权，他更清楚自己的使命，他要在先生百年，甚至陛下龙驭上宾后，培养足够的力量，守卫万历维新的所有成果。
无论是谁，都不能破坏万历维新的成果，哪怕是他自己本人。
哪怕是要遗臭万年，他都要保护万历维新的成果。
第四场则是算学专场，熊廷弼一看就知道，这是陛下自己出的题，因为真的很难，涉及到了方方面面，土地丈量、军粮运送、行军、六册一账、钞法、孙尚礼指数、甚至是条件概率，很多题目都是逻辑陷阱。
可能陛下觉得简单，但熊廷弼都有两道题拿不准。
对于传统儒学生而言，除了一些基础分能拿到手之外，其他的全都是两眼一抹黑。
袁可立有些庆幸，自己拜师全楚会馆在家学堂突击补课算学，算是拜对了门，家学堂师资力量雄厚，针对性的训练，让基础本就不错的他，面对这些题目的时候，游刃有余。
算学题的确是皇帝自己出的，他从格物院的藏经阁里的题库里，挑选了三百道题，总分为300分，选择一百二十道，填空一百二十道，大题六十道，一共三天答卷时间，在朱翊钧看来，时间是极为充分的，选的也是简单类别，至少他全都会做。
算学分的权重是50%，前面三场权重为20%、10%、20%，其实朱翊钧就是在区分文理。
朱翊钧觉得不难，但学子们哀鸿遍野，甚至怀疑这些题，真的有人能全做对吗？
二月二十四日，天空万里无云，学子们换了自己的衣服，拿好了自己私人物品，多数人都是面如土灰，最后一场的算学有点过分难了，但大家一交流，发现都难，反而放心了一些。
要难都难，主要就看天赋和对算学的重视程度了。
在学子等待会试张榜的时候，一条可怕的消息，席卷了整个京师，陛下再次下旨，要求学子们不得离京，并且在二月二十六日这天，到皇极门参加公审。
学子们在考试，皇帝在查案，在查案的过程中，朱翊钧发觉冯保这家伙，是很有用的，他敢在刚刚被责罚之后，张开双手阻拦皇帝，这个举动是对的。
因为给熊廷弼、袁可立下套的人，就在等皇帝发疯，贱儒们就想看到皇帝一脸败相，就是要用这种手段来破坏皇帝十七年以来建立的信誉，让天下士人觉得皇帝是个疯子，而不是明君。
就是为了把水搅浑，把事情往大了搞，就是为了刺激皇帝倍之，把万历维新彻底极端化！
但冯保灵光乍现、急中生智、脑子比嘴快的主意，确实非常好。
理由是很充分的，以前朝廷穷，给不了儒袍、也给不了考篮，这搜检怀挟，变成了对一个士子下手的最好办法，这就造成了冤假错案的频繁发生。
每年都有这样的事儿发生，比如万历二年诸生群噪者数十人，为孙矿鸣不平；孙矿是会试第一，结果不得入殿参考，就是因为夹带；万历五年的陈性学被构陷等等。
而且围绕着夹带还有一条很长的生意链，每到科举，骗子横行。
现在朝廷富有了，也不用搜检怀挟了，入贡院全都换衣服换考篮，绝无可能夹带了，以后也不会有这种冤案了，一共六千多举人参加会试，大明朝廷还是足以应对的。
二月二十六日，晴空万里，一众学子换了新的儒袍，和檀木书箱，这是皇帝发给所有参考举人的礼物，这不是为了堵嘴，不让学子们议论熊廷弼的特权。
这是早就准备好的，会试是人生大事，但六千人只有四百个名额，还有五十个是专门为格物院遴选。
名落孙山的学子，有些路途遥远、家境贫寒可能一辈子就入京这么一次，日后就再也没有余力参考了，这就是皇帝给学子们纪念所用，回到家乡，也好指着刻字，对着儿孙说自己的过往。
皇帝要给天下士人一个交代，所以把举人拉到了皇极门前的大广场，举行了万历十七年的第一次公审。
除了熊廷弼和袁可立案之外，还有一批专门从事科举诈骗的团伙，被顺天府衙门给抓了，拉到了皇极门公审。
皇帝、朝中大臣坐在皇极门上，城墙上锦旗招展，宦官、缇骑笔直的站在锦旗之下，而皇极门下建了一个刑台，学子们坐在台下围了一圈，五十人一组，分开坐立，而每组前面有一个告示牌，台上说了什么，会同步在告示牌上。
记不住没关系，当月杂报会详细记录公审内容。
说起来这公审，还是朱翊镠胡闹的产物，朱翊镠的本意是让那些他看不惯的贱儒好好的丢下脸，但他这胡闹之举，无意间推进了法治的建设。
经过公审的案子，所有人证物证书证、案犯供述，都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定案，而且还会详细披露在邸报上，提供给公共监督。
公审很快就开始了，已经年迈精神却非常好的王崇古，作为刑部尚书，主持这这次公审。
举子们对这些科举时出现的骗子，恨得咬牙切齿，每一个举人，从入京开始，就开始上当受骗，连入京买的地图，都是陈年老图，走错路的比比皆是！
住宿、水食、出行、聚谈、拜师等等，只要在京活动，可谓是每日上一当，当当不一样。
显然有人把举子们当肥羊宰了，拦路抢劫哪有骗的快！
科举行骗，是个窝案，还有一些陈年老案，在皇帝生气的这段时间宣布告破，有些事儿真的较真，缇骑出动，是绝对可以查清楚的，只是司法力量实在有限，缇骑规模只有三千。
稽税缇骑倒是挺多的，有一万三千余人，但是稽税缇骑只稽税，不办其他案件，这也是共识。
稽税缇骑过多的介入不必要的事儿，就没人纳税了，而且还涉及到了稽税院权力过大、导致稽税向抢劫蜕变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讲，税票和赎罪券确实有共同之处。
夏宗尧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被人给坑了，他家里虽然还算富裕，但出门在外，他总是能省就省，节俭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因为穷，而是性格。
他因为没有购买店家推荐的文昌符，被店家怀恨在心，趁着夏宗尧外出，店家把他的蜡烛给换了。
一起出事的还有三个人。
毫无疑问，他住的那家店是黑店。
夏宗尧不买的原因，其实也简单，这文昌符说是从兖州曲阜的孔庙里求来的，兖州孔府都被查抄了，哪里的文昌符？
事情太过于离谱，以至于夏宗尧确信是真的。
很快士子们个个伸长了脖子看向了台上，因为熊廷弼上台了，显然到了公审的重要时刻。
张居正在士林的风评很差，但熊廷弼在士林的风评却很好，崇拜者数不胜数，因为熊廷弼活成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模样，看熊廷弼的故事，士子们觉得那就是儒生该有的样子。
儒学士们都喜欢朱程理学吗？
难说。
君子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德王朱载堉一直想培养皇帝成为大乐师，可惜陛下就喜欢看王皇后弹琴，自己懒得上手。
儒学发展到朱程理学之后，君子六艺，就只剩下一个书了！
儒学士们对于死读书、读死书，内心深处压抑着愤怒，但碍于世情，无法表达这种愤怒，老祖宗都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死读书，却不接触任何实践，除了能读成个念经的傻子，一无是处。
儒学士们也不希望，自己百无一用，所以，四处跑、四处留下传说，谱写了三箭定阴山等无数传奇故事的熊廷弼，很自然就成了很多儒生心里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