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铁花在海上艰苦地行舟两天，21日抵达厦门，寓三仙馆。绍之立即打电报到上海，促四叔介如措资来夏门。这时胡铁花已“气益促，病益剧，手足俱不能动”，弥留仅一天时间逝世了。时光绪二十一年阴历七月初一日，公元1895年8月22日，享年54岁。
尚在宜兰陷落，台东形势吃紧，即将离走奔赴台南前夕，铁花与绍之，父子相依为命，6月20日，他给二子写下了一纸遗嘱，以表心迹。兹录原文如下：
予生不辰：自弱冠以后，备历艰险，几死者数矣。咸同之间粤寇蹂躏吾乡，流离播
越，五年之久，刀兵、劳疫、饥饿三者交迫，屡濒于危，而不死。在婺源覆舟于鹅掌滩下，也幸不死。光绪癸未正月，在宁古塔奉檄，由瑚布图河老松岭赴珲春，与俄罗斯廓米萨尔会勘边界，中途遇大雪，失道误入窝棘中，绝粮三日，不死。乙酉，署五常抚民同知，八月二十三日，马贼猝来攻城，城人逃散，予以十三人御之，幸胜而不死。丁亥，在粤东，奉檄渡海至琼州察看黎峒地势，自琼而南，直穿黎心以达崖州，染瘴病困于陵水，也不死。壬辰之春，奉旨调台湾差委。至则查全省营伍，台湾瘴疠与琼州等，予自三月奉檄，遍历台南北、前后山，兼至澎湖，驰驱于炎蒸瘴毒之中凡六阅月，从人死尽，而予独不死。今朝庭已弃台湾，昭臣民内渡，予守后山地僻而远，闻命独迟，不得早自拔。台民变，后山饷源断，路梗文不通，有陷于绝地，竟死矣！嗟夫，往昔之所历，自以为必死而卒得免于死，今者之所遇，义可以无死而或不能免于死。要之皆命也。汝从予于此；竟老能免与否，也命也。书此付于汝知之，勿为无益之忧惧也。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书于台东镇海后军中营示儿。
绩溪县上庄镇外将军降山的胡氏祖墓里，埋葬着胡适祖父母胡奎熙、程氏和父亲母亲胡铁花、冯氏。那座墓园是1928年建造的，墓碑两侧，胡适还取《神童诗》两句，勒石作上下联树碑，云“人心曲曲弯弯水”“世事重重叠叠山”。此言不虚，逝者的生前身后，曲曲弯弯旅历世态，乃至化成白骨后近一个世纪，还是重重叠叠纠缠着殉国者的一个头颅！
胡铁花客逝厦门后，由其二子嗣秬（绍之）披戴重孝扶柩回归上庄村。正坐在前厅的冯氏闻此凶信，突然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一起跌倒在门槛上，昏厥过去。间歇，满屋哭声一片。紧接着的是胡铁花遗体安葬和神主牌入供胡氏宗祠的两件大事。徽州乡间有个不成文的习俗，凡“凶死”（死于非命）的人，不得归葬祖籍地，神主不得入宗祠。胡铁花的死讯早于他的棺柩到上庄村，已传云，是在与日寇作战时殉难，失去了首级；又传说是刘大帅（永福）不肯放行，“以军法论处，枭首示众”；再加上上庄乡人眼中，胡铁花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怪人”，而今归葬故里，棺材里那个尸体，恐安上了一个金头颅（或银头颅）。悲怆已极的当家子（绍之）（长子嗣稼是个庸人）忍无可忍，对那几个阻饶挠下葬村人说，我与你们赌头吧！我可以当场开棺，如果棺内无头，你们砍下我的头；如果有头，我就砍下你们的头……谁敢拿自己的脑袋去动真格？于是棺厝下葬和神主入祠两件事匆匆了结了。
胡铁花的灵魂在他历尽艰辛主持建成的宗祠内，与诸先宗亲倒相安无事，但他的遗体却并未“落土为安”。“人心曲曲弯弯水”，盗墓者一直觊觎那颗传言中的金头！
笔者朋友注册会计师程法德先生曾在绩溪八都一带住过有年，也听到过一个类似的荒诞的传说，云：宅坦村胡铁花的同族年长堂兄胡宝铎，进士出身，赐翰林，官至兵部主事。病故后，皇帝赐于他一颗银头，随同棺椁运回绩溪老家安葬。遗族为防有人盗棺，配备了五具相同的棺椁一起随运。胡氏一媳妇为辩真假，曾将一枚绣花针钉在真棺上。于是人们问，那四口假棺材埋到那里去了？胡宝铎明明是病故的，有头颅的，要银头干啥，岂不遭来戮尸？荒谬，荒谬，实在一些无聊的人想金头、银头想得入魔了。但民间这种荒诞流言，一旦时间久了，会“弄假成真”的。
再说胡铁花的墓穴，确实被挖掘过了。到了“文革”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还有什么事作不出来。倒不是红卫兵干这件不光彩的事，而是邻村某大队几个想“金头”的人去盗墓，金头并没有见到，却被穴内的白骨吓跑了，认为要遭晦气，没来得及辩认头颅骨，又把“无头尸骨”流传开去了。据绩溪县原政协副主席颜振吾先生（一位严谨的文史工作者、胡适研究专家）调查，情况有这么几种：
——传言目睹胡铁花被砍头示众的始作俑者系绩溪余村茶商汪某，其后人说，辗转传闻已历几代人，其实情已记不准确了。因此胡铁花被刘永福砍头传说并不可靠。况且一个世纪前那个台湾被割让的非常时期，出入岛内决非易事，历史背景是模糊的、有疑问的。
——盗墓者之一的“汪老鼠”说，他去时发现棺材早已被撬开了，爬去墓穴看到三口棺材都是有头颅骨的，和其他尸骨撒到棺外，只是没有金头，慌忙溜走了。其他盗墓者把棺材里的一块护心镜和四枚大铜钱弄走去换了钱。按，四墓穴中只有冯顺弟棺未被撬，其他三穴均洞口大开。
——徽州市档案局胡云致信绩溪县，证实胡铁花棺椁里有头颅骨，并摄下了该墓穴、棺材和胡铁花遗骸的下颚骨。
——进一步考察胡铁花的那块下颚骨，骨体大，还有尚未脱落的牙齿。这些都符合胡铁花体硕、骨骼大、年纪并不老的形体特征的。
——胡铁花的长房曾孙胡毓凯说：“以前，我因听信‘亲人白骨看了要晦气’，所以我每次上坟扫墓不敢向祖墓棺材里细看，就站在外面简单地望一下，没有看见颅骨，以为老辈人说的都是真的，也就不一定去考究我曾祖是善死还是被杀死的。而今我与思海叔、毓英族兄（即胡云）经过一番细致地察看，才发现铁花公、奎熙公棺内均有下颚角。奎熙夫人程氏尚有完整的颅骨在。”
——也就是这位胡毓凯先生以前不负责任地“听别人说”胡铁花棺内没有头颅，转告《闲话胡适》的作者石原皋，因而使“无头说”一时盛传。石原皋是胡铁花族兄胡宝铎的侄外孙，他的《闲话胡适》1983年在安徽省季刊《艺谭》上连载后，引起海内外学界关注，有几位胡适研究学者从史学角度论证，胡铁花可能遇害于占台日军或为刘永福“军法处死”，来引证“无头说”，也颇为“言之成理”的。
但是胡适的侄外孙程法德说：“先父是胡适长兄的女婿，先母与胡适同受胡母冯太夫人的教养，亲情至笃。胡家后人不善经商，家道中落。胡适二兄绍之晚年视先父母如亲子女一样，相居在一起有十年之久。如果说胡传（铁花）真是杀头死的，则这一家庭隐私除绍之外，至少还有胡适母亲冯顺弟、胡适、先父母四个人也会知晓真相，但他们公开或私下，从没有讲过这件事。当年开设在上海浦东川沙县的胡家独资“胡万和”老店中存放有胡适父亲在厦门诊病的药方方单，以及胡传的朝衣、官帽、朝珠、日记、函件等遗物。胡传在台湾的脚肿不是一般普通的脚气病，而是心脏病、肾病所引起的，他在离台时已是吞咽困难、行动不便病入膏肓的病人，台湾驻军统领刘永福断无不放之理。”
程法德还以为，“无头尸”缘起铁花公一个书童之口。胡铁花先行遣返少妻冯氏幼子胡适等人中，当年随他去台湾的书童胡朗山也在列。少年朗山在动乱中的台湾算是开了眼界，返乡后经常向众乡亲讲述在台见闻，什么占台日军肆无忌惮烧杀抢掠，岛上义军拼死反抗，残留淮军散兵游勇滋扰地方，无处不是烟火刀枪声，人头落地或悬竿，尸骸横陈，血流成河……给上庄村民烙下台岛是个兵荒马乱的恐怖世界印象。过不久，传来了他们原来心目中英雄胡铁花死亡的噩耗，村民们自然推想铁花公是为国战死疆场的。云云尔尔，在上庄这个相当封闭的山乡，就铺衍成悲壮英雄传奇，沿袭了下来。而石原皋以胡家近亲、学者身份著文，通过新闻谋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现在，胡氏祖墓早已修复，连同上庄村胡适故居，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向海内外开放；胡氏后人在收拾汇拢胡铁花等祖先遗骸时，都承认是有头颅骨的，因此他们认为这个延续了近百年的故事该结束了，呼吁“金头银头之说荒谬可笑”，“无头尸纯属谣言，不必再浪费笔墨撰文论说”了。常言道，盖棺论定，此言不谬矣。
冯顺弟（1873——1918）出生于绩溪七都中屯村一户遭受过太平军战祸的农家，清同治十二年四月十六日（阳历5月12日）。这时农人们正在努力医治战争带来的创痍，顺弟的父亲冯金灶每天正式干活前，冒着曙光，空着肚子，到村口溪滩去挑石子——往返了3次；每天歇工后，照样到溪滩挑石子，倒入老屋地基——亦是3次。他是战乱的幸存者。他的一家老幼全被太平军杀死了，他则被掳去做苦力，而且脸上还被刺烫了“太平天国”4个蓝字！太平军中有一位裁缝收他做弟子，把出色的缝纫技巧传给了他。这为他日后生计多添了一条路。冯金灶有了长女顺弟后，又添了一子二女。他辛劳农作，勤俭诚实，一有机会就串村做裁缝活，为人称道，力图复兴家业。这一切都在顺弟的眼中心里，除了每晨每夕和弟弟赶去溪滩，从父亲担子中捡出几块石子，捧着一起到老屋地基外，她暗暗思忖，长大后她如何减轻父亲的重担。
七月廿五，一年一度的徽州太子神会又来到了。绩溪的“太子会”，以抬着木雕的太子神像为中心，由戴着大头面具、脸饰五颜六色的“开路先锋”、“和合礼士”（二人）、“驮太子侍卫”和“执龙凤伞者”等人组成队列，一路跳着“驱神纳吉”、“乞求平安”的“破寒酸”傩舞而来。每到一村落，便有成百成群的青少年举着南瓜灯照明助威。这时锣鼓声、炮竹声、口哨声、吆喝声混刹一片，村中族长、每户当家人，对游舞而来的“太子会”祭坛焚香、跪拜。于是傩舞开始，按锣鼓击点（无丝竹乐），“开路”、“和合”、“侍卫”、“龙凤伞”5个舞者，按4个方位，大圈套小圈地转跳；跳到高潮时，抛“福寿”纸的人，将小小的红、绿、黄三色纸，抛向每户人家，驱邪降福……这样热闹的神会，从小姑娘到大姑娘，冯顺弟是每年必到的。
她14岁那年，太子神会轮到上庄做，她赶去看热闹。她的姑妈嫁在上庄，伴着她观会。她感到今年的“太子会”没有往年那样奢华、神乎，傩舞和锣鼓爆竹也没有其他村里那么张扬。她因此听到不少议论之声，有说“今年三先生在家过会，不许这，不许那，把‘太子会’弄的冷清了！”“嘿，三先生还没有到家，八都（上庄乡）的鸦片馆关门了，赌场门也不敢开了！”“有太子会的南瓜灯，却没有烟灯，这可是八都多年没有的事啊！”冯顺弟听着听着，顿时觉得“三先生”是个顶天立地、威光四射的人。
“太子会”快结束时，听说“三先生”来了，她就好奇地驻足等候。“三先生您来了。”“三先生。”声音落处，只见人们让出了条路来，一个高大的中年汉子，紫黑面膛，留有短须，两眼炯炯，威武锋利，踏着稳健步子而来。冯顺弟壮着胆，再仔细窥视几眼，发现“三先生”穿着在她想象之外，朴实平常，丝毫没有官气——只是穿了件苎麻布大袖短衫，下面是苎麻布大脚官裤，再下面还是麻布鞋子，远比不上财主绅士，与一般乡民无异——可他是个走南闯北的官呢。
“那个黑脸包龙图的，便是三先生。”姑妈当场和顺弟咬耳朵，告诉她，“三先生”前些年在关东最北边地方做官，他走过万里长城，还走几十日冷得冻塌鼻子的北边，冰天雪地；还到南蛮绝域，蚊子有苍蝇那么大。他不怕日晒冰雪，那张脸就是被海风吹黑了。听说“三先生”是封疆大吏手下的能将……
“三先生”和同伴走过她们跟前时，停顿了下。“三先生”瞥了冯顺弟一眼，独自下坡去了。
“三先生”就是冯顺弟未来的丈夫，胡适的父亲，胡铁花。不过此时他已经是三个儿子、三个女儿的父亲，第二次鳏居了。
胡铁花已经有过两次不幸的婚姻。第一任夫人冯氏，1863年死于太平军战乱中。徽州是太平军清军作战胶着地带，绩溪正处大道要冲，战火纷飞，那里的老百姓罹难惨重。据说冯氏为太平军所掳，尽节身亡。她没有给胡铁花生孩子。第二任夫人曹氏倒给胡铁花生了三子三女，痛乎憾乎，在生最后一胎儿子时是难产，一对孪生兄弟嗣秬、嗣秠好不容易来到人世间，母亲却在翌年（1878年）患产褥症去了阴间！过了三年，正届不惑之年的胡铁花，把身家、续弦事抛在一边，决心为国家干一番事业，治装北上，到吉林去投奔吴大。此去便六年不回首，只是在1886年，吴大帅调任广东巡抚时，他追随有隙，往故乡一转，在“太子会”上邂逅了14岁的冯顺弟，留下美好的印象。一眼看去，顺弟便是一个年轻、强健、纯良的姑娘。不久他又得知，冯家世代务农，忠厚本分。这样的农家女子，正符合他续弦的标准。
续弦的事终于摆上了胡铁花的生活日程。他在吴大帐下业绩显著，被推荐到紫禁城，得到候补知府职位的缺额，就回到家乡上庄等消息。又一个三年过去了——1889年，他遣媒人去中屯村冯家求婚。这年，胡铁花已经47岁了。
媒人直截了当告诉冯顺弟的父亲，胡铁花47岁和三子三女的事实，就开口要“八字”。冯金灶当下就表示不合适，说“我们种田人家的姑娘不配做官太太，也不敢当晚娘（后母）”。媒人一鼓巧簧之舌道：“三先生是很实在的人，要的是庄稼人家的姑娘，晓得过日子，也会过日子。三先生是个好官，体恤百姓，当然更会怜惜自己的家内哩。至于当晚娘，挂个名而已呀。大儿子今年就做亲了（结婚），有家就自顾自了；至于两个双胞胎，都已十五岁，用我们徽州话说，‘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抛’，都已经在上海的学堂里啦；大姑娘早已出嫁，而且脾气极好；二姑娘从小许给了人家；三姑娘留在乡下家里。三先生是要把新娘子带到任上，一起生活的，这同诰命夫人有什么两样！”
媒人进一步说，“乡下十三四岁的姑娘已经定亲了，十七八岁姑娘，还是填房命”。可真击中冯金灶夫妇的心病。媒人继而缓兵，“今天我要回娘家去，明天来取八字吧。”
冯金灶夫妇被媒婆说得几无回旋余地，但他们总是担心女儿过去太吃亏了，而且又会被人闲话，“贪图财势，高攀官家”……但是顺弟却不是这样想的。这位大姑娘早就把父亲的辛勤劳作、担石填屋基植于心田，自恨不是男儿，有力分担兴家重负。现在可是机会来了——当填房嘛，聘金财礼肯定会多些重点，这对于重建祖屋是有帮助的；而且来日方长哩！“三先生还没有到，八都烟馆赌场都关门了！”这句话一直盘旋于她的脑海。男人要有他的威严，才是真正的男人；烟鬼、赌棍怕三先生，正说明他是个好人。“三先生是个好男人。”顺弟认定了这一点，是和父亲不谋而合的。所以当父母征求长女意见时（在封建堡垒的皖南，倒是尚开明的），她回答：“只要你们俩都说他是个好人，就请你们俩做主吧。”
“至于嘛，男人家47岁也不能称是年纪大……”末了她竟然添了这么一句。
说亲的尾声是戏剧性的对八字。顺弟的母亲是骨子里不希望女儿嫁过去的，所以第二天媒人回来讨八字时，她让村里蒙馆先生写下她故意错报的生日和诞辰。也可谓无巧不成书，测字先生排铁花和顺弟八字时，一下子发现顺弟的有误，当即从抽斗里取出一张三年前的红纸，是当年到上庄观“太子会”时，顺弟由姑妈带来算命时留下的庚帖，那才是“真家伙”哩。先生狡黠一笑，神乎其神地推算了一会后，突然拍案说道：“天假良缘，八字完全对拢！你这媒人告诉三先生，让他开礼单。你也代我向金灶家道喜啦！”
金灶的犹豫彻底消除了，金灶妻只好吞下了自己的聪明误，暗自称奇。算命先生的玉成，在他们看来是前世的命定，于是这场婚姻很快顺利地进行了下去。在胡铁花的日记中，言简意赅地留下了“续弦记事”——
（光绪十五年即1889年二月）十六日，（从上海）行五十里，抵家……
二十一日，遣媒人订约于冯姓，择定三月十二日迎娶。
三月十一日，遣舆诣七都中屯迎娶冯氏。
十二日，冯氏至。行合卺礼。谒庙。
十三日，十四日，宴客……
四月初六日，往中屯，叩见岳丈岳母。
初七日，由中屯归
五月初九日，起程赴沪，行五十五里，宿旌之新桥……
从订婚到结婚，再返任，花了两个半月的时间，其中婚礼的一切程序都经过了，可见胡铁花的明媒正娶是完整而隆重的，对妻子是珍爱而怜惜的。他是一位忠于职守的官员，新婚之后，就带了爱妻返回江苏知府候补任上。当然，岳父那座梦想中的宅屋，他出资帮他建成了。
1891年，胡铁花双喜临门：他的“候补”有了着落，被任命为凇沪厘卡总巡。这是一份官场肥缺，做官做在上海；这年辞岁时，他的小儿子胡适在上海大东门一家胡家合伙经营的“瑞馨泰”茶叶店里出生了——1891年12月17日（清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胡适排行第四，名嗣，行名洪骍，字适之，胡适的名字是他在上海读书时取的，以后成了行名。18岁的妈妈冯顺弟迎来一生最幸福的时光。
但是好景只有三个月，1892年2月，丈夫奉调往台湾，只带了师爷胡宣铎（他的恩人族兄胡宝锋胞弟）、书童胡郎山、裁缝胡锦泉，轻从渡海而去。行前，胡铁花为少妻、稚子作了安置，将他们带到了川沙城厢市中街自己家经营的“胡万和”茶叶庄。万和又被称“老万和”，因为早在清嘉庆年间，胡适的高祖已在川沙开创“万和”，茶叶制作兼销售，日渐发达，在上海和汉口开了分店。当年，川沙是个滨海盐村，嘉庆十五年（1810年）始设抚民厅，直到清末宣统三年（1911年）才改厅为县治。因此川沙民谚有云，“先有胡万和，后有川沙县”。这时的“胡万和”有大三开间店面和里间，楼屋也较宽敞，只是为制茶工场和工人宿舍所用，不便内眷居住。
于是他去距“胡万和”不远的南市街，川沙有名的“内史第”府第，租下前进厅屋侧临街的一间厢房，将妻儿安置下来。
“内史第”是清咸丰举人、内阁中书沈树镛所建的府第，当年院落深重，规模宏大，有三进二院两厢，六、七十个房间。著名民主人士、新中国第一代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1878年10月1日诞生是府的内院楼上东厢朝南的第一间房内，并度过了青少年时代；从事民主运动和社会教育事业间歇，也常去老家歇住。他的老祖母沈氏和外祖母沈氏，恰是沈树镛的一对胞姐妹，“内史第”便成了黄家住屋。
孙中山夫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也诞生在这座大院落里，并和她的姐弟度过童年、少年时代。宋先生的母亲倪桂珍（1868——1931）是川沙人，1887年与海南文昌人传教士宋耀如结婚，1890年由上海搬迁回川沙城厢居住，就租用了“内史第”的前进厅屋沿街的西南侧的厢房、楼房，住了13年。此外，据传黄炎培的长子黄竟武烈士、著名音乐家黄自、会计学家黄组方也皆先后诞生于这个大院。世事沧桑，一度显赫的川沙“内史第”府院，现在只余第三进院落了（现浦东川沙镇兰芬堂14弄1号），砖雕门楼上挂着的陈云手书的“黄炎培故居”匾额，作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被精心保留下来了。殊不知此地曾经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三位名人曾留有深深痕印的故居。
笔者1994年10月实地踏看浦东“内史第”，瞻仰“黄炎培故居”时，看到黄先生亲书的一幅书轴：“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恰是这位先贤高风亮节的一生写照。笔者也从当地文史界人士那里听到，“内史第”大院（20世纪）50年代还保存着，用作于当地公安部队的一家营房。宋庆龄先生曾对保姆李燕娥讲过的“一口住户们洗衣打水的井”也还存在；
宋家旧居的沿街房屋，则成了一家糖果杂货店。然而一切景象，竟在1986年这个城厢古镇大拆迁中消失了——“内史第”众多旧厅空屋，包括宋氏故居、胡适故居……在滚滚尘土和劳力呐喊中不复存在了。痛哉，历史是不能再造的！不过胡适和他的母亲在“内史第”只住了一年略多几天，1893年2月26日，胡铁花派人来接母子俩去台湾，护行的有他的四弟介如和孪生二子（均已17岁了）。胡适曾说过，“我幼时在川沙住过一年，没有印象，但以后听母亲说，川沙是个鱼米之乡的好地方”。
笔者好友程法德先生是胡适的侄外孙，20世纪40年代末在北平读辅仁大学时曾与胡适相处甚密。他告诉笔者，胡适成年后专门去过川沙有两次。一次是1917年7月，胡适自美国留学回国，应蔡元培校长之聘，做了北京大学教授，暑假返故乡绩溪拜望母亲（也同时去旌德江村探望订婚12年的未婚妻江冬秀）途中，经过上海，专门去了川沙一次，到“老万和”店楼上，取走了先父遗留的手稿，计有年谱、日记、奏稿、诗文等，至于其他的遗物如官服、官帽、朝珠、信函等仍留在房内。另一次是1934年2月8日，胡适自北平到上海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住沧州饭店。乘隙，在程治平的陪同下，乘小火车到川沙，去看了“内史第”婴儿时代的故居，又到“胡万和”茶叶庄休憩，吃了中饭，才返回上海。胡适对此行留下较深的印象，以致在大陆最后几年里，常对程法德说，“暑假里你回上海了没有？有没有去过川沙？有没有看过‘老万和’（那时该店由胡适侄婿、程法德父程治平经营）？我告诉你，这样的走法最便捷：你在上海可以乘小火车到川沙北门下车，穿过乔家弄，出去就是市中街，一脚踏进我们的‘老万和’啦！”
偌大的“内史第”被拆得只剩下第三进院落“黄炎培故居”，至于“胡万和”呢，还好。自（20世纪）50年代中公私合营后该店历经沿革，以后就成了劳保商品专卖店，是“铁饭碗”，而且换了“公”字的招牌，店面虽经几番改造，但院落与进深依旧，不知不觉地较完整的保存了下来。
胡铁花奉调进台后，初任全台营务处总巡，继管台南盐务总局。公务稳定后，才将爱妻稚子接来，住在台南官署里。接着又因为代理台东直隶州知府，是年年底遂将家庭迁到台东署中。
从1893年2月到1895年1月，这时胡适已从稚齿进入幼童时期，年轻的妈妈冯顺弟容光焕发，在热腾腾、绿油油、红火火的宝岛台湾，欢度她一生最温馨的日子。她天天与丈夫厮守，相夫教子，生活甜蜜异常。胡适在自传《四十自述》曾有描述：“我父又很爱她，每日在百忙之中教她认字读书，这几年的生活是很快乐的。我小时也很得我父亲的钟爱，不满三岁时，他就把教我母亲的红纸方字教我认。父亲作教师，母亲便在旁作助教。我们离开台湾时，她认得了近千字，我也认了七百多字。这些方字都是我父亲亲手书写的楷字，我母亲终身保存着，因为这些方块红笺都是我们三个人的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纪念。”但是这样平和的日子只维持了一年略多的时间，悲剧时势随着甲午海战的中国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接踵而来，胡适一家陷入悲剧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