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我们应该要求美国人增加我国公派留美学生的数量，最好再能减免学费。掌握了先进科学知识和技术的人，其价值绝对不低于一支完整的军队。拿一个例子来说，在去年的不列颠空战里，为英国空军的最后获胜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雷达这种设备，如果由我国浙江大学物理系的束星北教授来主持研制，并且提供必要的条件的话，我敢说，不用多久，他肯定能拿得出来。另外据我所知，在昆明的西南联大里，有人正在做青霉素，也就是盘尼西林的人工提纯试验。如果这个项目成功的话，对我国也将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作为从后世回来的人，刘建业甚至人才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21世纪什么资源最重要？人才啊。战后的日本能够迅速从废墟里完成重建，成为经济强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保住了大量的人才。而中国呢？为数不多的顶级人才，却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里，命运多舛。
在当时的中国，人才并不是没有。束星北教授和他的至友王淦昌教授，就是当时中国为数很少的可以和当时的世界科学大师比肩的人物。他是中国第一部雷达的制造者，但当抗战胜利后，他感到内战不可避免时，又亲手将这部雷达拆毁。他是浙大的一个普通教授，但当日本的侵略逼近时，他曾当面质问最高统帅为何不抗日。他是与两弹元勋王淦昌齐名的世界级物理学家，但当他的挚友王淦昌与其他同仁研究的原子弹在大漠成功爆炸时，他却在水库工地上当抬土工。他曾近距离的接触科学巨人爱因斯坦，在爱因斯坦帮助下，作为他的助手在爱因斯坦研究室工作过一段时间。抗战期间，束星北与王淦昌、苏步青等科学界的爱国人士，为祖国的抗战和未来的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诸如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李政道、吴健雄，“两弹元勋”胡济民、程开甲等人，都曾受教于他。1964年，当束星北教授听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时，他不禁在家嚎啕大哭。他为自己有力不能出，有志不能酬而痛心，为不能与王淦昌在现场并肩战斗而伤心。他哭得如此伤心，全家为之震动，因为家人从来没有见他流过眼泪。1972年，他的学生李政道赴美后首次回国，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周总理希望他能为解决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做些工作，如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来讲学等等。李政道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他的老师束星北先生。而这时的束星北教授却在青岛医学院打扫厕所。1978年，束星北教授复出以后，曾经单枪匹马，一个人独立完成了中国第一颗洲际弹道导弹的运行轨迹计算工作。
对于这样的一位始终坚持一个学者的人格，为了真理和尊严战斗不息的人，刘建业从内心里对他充满了尊敬。
而在后世的一个接受西南联大的电视片里，刘建业也的确看到过有介绍西南联大进行过成功的青霉素人工提纯试验。
“确实如此吗？要是真的话，那就要让军令部着手准备了。”最高统帅对新事物还是有一些兴趣的。
“最好再能给那些教授和学生们多发一些补助。他们的生活很清苦。”陈部长也适时地提出意见。
“是的，这个意见很好。”最高统帅点头说到。
其实，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讲，在最高统帅的统治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不论是待遇还是言论自由度，相对于后来的某些时期还是强得太多了。
“第三，学生在前线的作战经验来看，我军缺乏自动火力和近距离的步兵支援武器，以至于我军在和日军的进展里，损失很大。所以，我们可以要求美国人提供自动武器，步兵枪榴弹和火焰喷射器，以增强我军对日军作战时候的近战能力。同时，这些武器的仿制难度并不大，我们可以自行组织力量来仿制，以满足我军的需要。”刘建业继续说道。
“这个建议可以考虑，可以让军令部和军政部一起讨论一下。”最高统帅说道。
“学生建议，我们为了表示对他们的合作诚意，可以向他们提供一些我们所截获的日军方面的情报，加强两方面的情报交流。他们美国人的技术力量比我们强，我们的人力搜集情报能力比他们好，正好可以互为补充。”刘建业继续说。
“这件事情可以由雨农去办，他在行。”最高统帅说。
“学生还有一个建议，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刘建业有一些不安的讲。
“尽管讲，说错了没有关系。”最高统帅笑容满面地说。
“学生最近一直在想，在近阶段，我们是不是可以主动发起局部的战役级别的反攻。”刘建业大着胆子说道。
“反攻？仲良，你可一定要想清楚了，不能乱说的。”陈部长率先说道。
最高统帅倒是闭上了眼睛，看上去让人显得捉摸不透。
“先生，晚饭时间到了。”严组长站在门外，说道。
“都去吃饭，边吃边谈。”最高统帅睁开了眼睛，说道。
设在德安里官邸一楼的餐厅不大，一个长条桌子放在餐厅中间，长条餐桌分左中右三个部分。最高统帅坐在餐桌正中央，左手方向是第一处陈主任、第二处的张文白将军、第三处的陈主任等侍从室的人，右手方向是军政部何部长，军令部徐部长，政治部陈部长等军委会的几个要员，最高统帅的对面坐着当晚被邀请共进晚餐的刘建业，兵工署郭署长等人。
约19时，晚餐开始。最高统帅的身后站着侍卫官蒋庆祥，另有一副官专门为餐桌中间部分端菜上饭，左右两部分各有一卫士做相同的服务工作。最高统帅在餐前有喝鸡汤的习惯，在座的每位都和最高统帅一样先喝一碗鸡汤，很符合“饭前喝汤，营养健康”的保健饮食方式。接下来上饭菜，左中右三个部分的菜肴相同，均是四菜一汤，当晚的菜肴是：红焖鸡、炒鸡蛋、肉丝豆腐、菠菜，汤是开洋榨菜汤，这也是最高统帅提倡的“四菜一汤”的新生活作风。用餐时实行公筷制，用公筷将菜夹在自己面前的碟子里再食用，典型的中西结合，倒是很卫生。餐间不准喝酒，不准抽烟，边吃饭菜，边谈公事，只要是宾客方侃侃而谈，其他人以听为主，最后由最高统帅总结下指示。吃完了，侍卫官给最高统帅端一碗白开水，供取下假牙漱口用，其他人也各饮一杯白开水，没有茶叶。晚餐20时结束。
在晚餐过后，最高统帅带领众人来到了二楼的一间大一些的房间，那里有巨幅的军用地图。一进了房间，房门就被紧紧地关上，门外加了严密的岗哨。没有最高统帅的命令，谁都不能进入这个房间。
根据后来侍从室的人说，房间里的灯光一直亮到了凌晨时分。
在此之后的连续几天，已经搬到了国府路上政治部招待所暂时居住的刘建业每天都要奉命前往德安里官邸，接受最高统帅的专程召见。
陪都的官场上向来是保守不了什么秘密的，刘建业“面圣”的次数一多，在不知道其中缘由的各路人马面前，刘建业俨然就成为了最高统帅面前的大红人。一时之间，各方面发来的请帖纷至沓来。
刘建业一开始还有一些得意，日子一长，这种得意就变成了一种惶恐。上峰不会就此把自己从前线的指挥官变成一个专职的高参吧？
刘建业对自己还是有一些自知之明的。自己仗着对历史进程的了解，站在大人物的身边临时性的出出主意，支个招什么的还能凑合，但是要他站在台前去指点江山，恐怕自己就要丢人现眼了。况且一旦真地成为了军委会的高级幕僚人员，就肯定难以避免的卷进陪都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漩涡里。政治这潭深不见底的浑水，刘建业自内心里就感到恐惧，能避免卷进去就绝对不要涉足，否则，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就挂掉了。而且，已经有风声说，军政部的何部长极力推荐刘建业到军事参议院做参议官,最高统帅似乎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于是，刘建业几乎每天都托关系，找路子，想要从陪都回到自己的部队去。最后，还是陈部长在最高统帅的面前力争，才让刘建业回到了新20军，继续作他的军长。
第一部 第一百七十三章 局部的反攻(一)
当刘建业回来的时候，身后可是跟着一个班的人。这一个班的人并不是来保护刘建业的，而是保护跟着刘建业一起来到新20军驻地的一个军委会的参谋，还有他手里拎着的皮质文件包里面装的文件。
原来，刘建业在陪都接连面圣，是在最高统帅亲自的监督下，与军委会，第五，第六，第九战区的相关人员一起商讨绝密的国军局部反攻作战计划。考虑到枣宜会战里，国军的军用密码被日军破译，导致日军可以很方便的侦测到我军的所在位置和作战行动，为了加强保密，军委会特意在此次的会战计划传递过程里，使用了最传统的人力传递方式，由专门的信使来传递作战计划。保护那个信使的卫兵，在必要的时候，必须首先打死信使，毁掉文件，以确保作战计划的绝对保密。
刘建业一回到军部，就在军部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上，由那名信使当众拆开加盖了一个军委会火漆印的文件袋，宣读了计划的第一个部分。
根据命令，新20军各部必须在3月下旬之前，运动到宜昌以西的各预定阵地。到时候，再行下达下一阶段的作战行动方案。
虽然，大多数人对于这样的命令，很不习惯，但是看到坐在正中位置的刘建业不发一言，只是在那里用眼睛来回的扫视着会场众人，就自觉地闭上了嘴。
“具体的各部队前进计划，由杨参谋长率领参谋处负责制定下发。在接到行动计划以后，各部队不得有所延误，必须严格依照作战计划形式。如有怠慢军机者，严惩不贷。”刘建业表情严肃的说着。
“是。”各部军官一起立正，高声喊道。
“都回去吧。自己都做一下准备，我现在只能告诉大家，这一张要是打好了，大家都能出名，要是打了败仗，从我开始，没有一个人的脑袋能够留下来。”刘建业说。这整个行动计划的倡议者，就是刘建业自己，要是仗打败了，他还怎么有脸面再见江东父老呢？
这一年的1月至2月，日军第11军部队和国军第五战区的部队在豫南地区进行激战，双方激战近月，最后以日军退回而告终。3月，同样是第11军部队，以第33师团，第34师团，独立混成第20旅团各为一路，在江西北部地区再次向驻守江西的第九战区部队发起了进攻，意图占领南昌和南昌西面的地区，对第九战区在长沙方向的重兵集团构成侧面威胁。驻守江西北部的中国军队第19集团军各部队奋起抵抗。双方的主要目标都集中在了位于长沙和南昌之间的战略要点，上高。
“小鬼子这个新任的11军司令官阿南惟畿好像雄心壮志还不小，刚来就想干出一番事业。不错，挺有职业精神的。”刘建业一边看着战情通报，一边调侃着这个未来的日本战争期间的最后一任陆军大臣。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不能小看了这个家伙，他毕竟是当过近卫师团长，日本天皇侍从的人，决不是什么等闲之辈。”副军长张建说道。
“话是这样讲，不过，既然他这么敬业，我们怎么可以不给他一点表现的机会呢？不然，也实在不给这位天皇的近臣一点面子了。”刘建业阴阴地笑着说。
2月至3月间，为了解决日本和美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为自己的南进解除后顾之忧，日本先后派产业工会中央金库理事井川忠雄和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长岩畔豪雄赴美，同美国天主教沃尔什主教和德劳特神父这两位与华盛顿高层关系密切的人物进行秘密谈判。4月4日和16日，四人先后拟订出供两国政府研究的“日美谅解方案”。主要内容为：
（1）日本政府声明德意日三国同盟是防御性组织，日本仅在德国遭受现未参加欧战的国家攻击时始得履行其军事义务；
（2）根据日中之间的协定，日军撤出中国，尊重中国的独立，不要求赔款，重庆国民政府与汪精工政权合并，承认“满洲国”等；在此条件下，美国劝告重庆国民政府与日本实现和平；
（3）日、美间进行通商和金融合作；
（4）美国协助日本获得必需物资；
（5）谋求太平洋的政治安定。
4月1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和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会谈时，双方曾一致同意以此方案作为谈判基础。但随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于5月12日提出修正案，实际否定了此方案。
3月25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访欧之行时，特意取道莫斯科，企图与斯大林、莫洛托夫“恳谈日俄两国根本问题”，松冈为求获得成果，不惜表示改善日俄关系是他个人三十年来的抱负，甚至对斯大林说：“他虽然不信仰政治经济的共产主义，但就其个人家庭传统看来，自太古以降，日本人即是精神上的共产主义者”，藉以取悦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但是，斯大林仍不为所动，松冈只得怏怏赴柏林。
希特勒、李宾特罗甫给予松冈郑重的保证，又提醒松冈在一般情势下最好是不要与俄国人过於深刻的交往。因此，当松冈於4月9日重临莫斯科，与斯大林莫洛托夫再度谈判时的态度就不同了。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4月13日，苏联与日本在莫斯科正式签订《日苏中立条约》。
《日苏中立条约》的主要内容是：
（一）保持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相互尊重领土的完整和不可侵犯性；
（二）任何一国和他国发生战争时，缔约国之一须守中立；
（三）有效期间五年──另附一项宣言：“苏俄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